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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土神”到“武神”:宋元時期徽州的汪王信仰
2020年01月08日 10:05 來源:《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作者:章毅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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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過對各類文集、方志、金石碑刻, 尤其是元代新史料《新安忠烈廟神紀實》的解讀可以發現, 徽州著名的汪王信仰肇興于北宋時期, 在南宋朝廷的不斷敕封之下, 汪王神才經歷了從新安“土神”到忠義“武神”的正統化演變。進入元代, 汪王信仰進一步呈現出明顯的“行祠化”特征, 并在元末出現了“宗祠化”趨勢。宋元時期徽州汪王信仰的形成與發展, 根源于神主本身所具有的濃厚地方性, 但也是不同歷史時期地方社會與中央王朝之間交錯復雜的政治關系的體現, 并見證了地方精英群體的發育過程及其內在的文化訴求。

  關鍵詞:徽州;汪王信仰;汪華;宗祠;徽學

  作者簡介:章毅,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歷史學博士 。

  基  金: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科研創新項目“新藏徽州文書與明清商業宗族研究” (15ZS008)。

 

  敕封地方神祇歷來是中央王朝管治地方社會的重要手段。自唐宋以降, 隨著南方區域的不斷開發, 南方各地具有強烈地域性的神祇能否列入王朝的“祀典”, 不僅關系到地域神的合法性, 也成為地方社會能否融入王朝秩序的明顯標志。從另一個側面來說, 圍繞地方神祇所產生的民間信仰, 也并不僅僅與基層民眾的宗教訴求有關, 它同時也是地方精英群體能否在朝廷和鄉邦之間成功扮演雙重角色的重要指標。對長期以來深受學界關注的徽州區域社會歷史而言, 情況亦是如此。

  徽州雖然在明清兩代以活躍的商幫著稱于世, 但已有的資料顯示, 直到唐代后期, 該地的開發程度仍然不高, 戶口登記長期寥落。北宋時期, 地方官仍有“黟歙難治”、“湯鑊最沸”的觀感。南宋建都臨安, 才使徽州地緣政治的重要性陡增, 并由此進入全面開發的時期。徽州到臨安的水陸行程, 分別縮短為到汴梁的五分之一和七分之一, 成為位置重要的“輔郡”和“內郡”。行政管治明顯改善, 出現一批知名的守令, 各項公共事業由此得到有力的支持。伴隨著科舉體系的展開, 當地還產生了數量可觀且影響力廣泛的士人群體。以至于到南宋后期, 已經出現了“黟歙股肱郡, 新安文物都”的說法。

  汪王神是徽州最具影響力的地方神祇之一, 其神主為隋唐之際著名的地方豪強汪華, 以其為中心所產生的汪王信仰, 逐步成熟于宋代以來徽州地域歷史的發展進程之中, 它一方面受到了地緣政治變遷的強烈影響, 另一方面也與當地新興的科舉士大夫密切相關 (1) 。

  一、《新安忠烈廟神紀實》及其文本

  唐代以降, 涉及徽州汪王信仰的史料數量眾多, 根據我們的初步統計, 截至元代, 比較重要的史籍大約有40種, 有正史、地志、類書, 更有文集和碑刻。其中絕大多數產生于宋元兩代, 宋代約16種, 元代約19種。除了這些傳統文獻, 近年來一些珍稀史料也逐漸受到學者們的關注, 為研究視野的開拓提供了新的可能, 《新安忠烈廟神紀實》即為其中最重要的一種。

  《新安忠烈廟神紀實》藏于北京國家圖書館, 館藏著錄信息稱其由元人鄭弘祖輯, 明人汪儀鳳刻。版本有二, 分別為成化三年翻刻天順四年刊本以及明正德重修本, 均為十五卷, 分為乾、坤兩集。成化本僅存乾集 (四卷) 一冊、坤集 (十一卷) 五篇 (屬第四卷上) ;正德本則為全帙, 共四冊十五卷。《新安忠烈廟神紀實》 (后文簡稱《忠烈紀實》) 所收文章篇目有110余篇, 其中一半以上是與宋元時期的汪王信仰有關的敕誥、祭文、碑記等, 該書無疑是研究宋元時期汪王信仰的一個重要資源。

  關于《新安忠烈廟神紀實》, 日本學者宮紀子立足于元代史料學, 對其中與元代社會經濟相關的內容進行了詳盡的譯注。元史學者劉曉曾利用該文獻討論過元朝怯薛輪值制度, 徽學研究者丁希勤則利用該史料討論了唐宋時期汪華神話故事的流傳狀況 (1) 。筆者也曾對該史料進行過比較全面的文獻學研究, 認為該書在宋元時期經歷了三次編纂, 分別完成于南宋乾道五年、咸淳七年和元代泰定時期, 主要的編纂人分別為南宋徽州知州郟升卿、徽州學錄胡立忠和元代紫陽書院山長張炳。元代的汪王廟僧和其他地方精英如“鄭弘祖”對文獻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 (2) 。大體而言, 該史料雖然未見錄于明清時期的書目, 但確信產生于宋元時代且淵源有自。

  近期我們所發現的異文材料, 更為以上認識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忠烈紀實》卷四載有至元十八年 (1281) 徽州士人汪夢斗《忠烈廟顯靈記》 (簡稱《顯靈記》) 一文, 該文亦見載于明代中期程敏政所編徽州文獻集成《新安文獻志》, 但題名為《歙烏聊山忠烈廟享神辭》 (簡稱《享神辭》) 。二者相較, 除了篇名不同之外, 還存在著多處明顯的文字出入 (見表1) 。

  表1《忠烈廟顯靈記》與《歙烏聊山忠烈廟享神辭》異文比較

  說明: (1) 資料來源: (元) 鄭弘祖輯:《新安忠烈廟神紀實》卷4上, 第20a~22b頁; (明) 程敏政編:《新安文獻志》卷49 (點校本, 合肥:黃山書社, 2004年) , 第1039~1041頁。 (2) 《顯靈記》畫線文句為《享神辭》中所無。

  如果仔細分析, 不難看出, 兩者最主要的區別, 在于前者保留了不少元朝文獻的特點, 如元代的官稱, 對元朝國家的崇敬之詞等等, 而后者則完全將這些文字刪去了。這顯然也提示《忠烈廟顯靈記》的產生時間更早, 更原始, 也更具有元代的特點。當然也間接印證了《新安忠烈廟神紀實》確為討論宋元徽州史事的可靠文獻。

  二、宋代汪王信仰的正統化

  汪王信仰的神主汪華, 是崛起于隋唐之間的徽州土著豪強。其事跡見于幾種主要的唐代史料, 包括《新唐書》《舊唐書》和《資治通鑒》, 以及宋代的兩部大型地志《太平寰宇記》和《輿地紀勝》。而對于現代史家來說, 汪華這類土著豪強, 雖然最終都被唐帝國大一統的政治秩序所消融, 但他們的根源卻在于南朝地方性的酋豪勢力 (1) 。而正是這類歷史人物身上所帶有的濃厚地方性, 才使得他們在興起之地“歿后為神”, 廣受崇拜。

  汪華逝后即成為徽州 (歙州) 當地能夠保境安民的“土神”。無論是其官治之所烏聊山、葬地云郎山, 還是其祖居地登源, 均建有汪王廟, 遇有水旱疾疫, 即成為重要的禱祀場所。早在五代時期, 當地的汪王信仰已顯端倪, “赤地三年, 群祀咸舉。歙有汪王, 實食其土” (2) 。延及后代, 民眾中崇奉汪王的活動一直相當活躍, 不僅舉辦燈會, “迎神三獻曲, 遺愛一爐香” (3) , 而且演戲酬神, “鼓鐘鏜鞳, 吹笙間簧, 紫髯揚揚, 紅袍玉帶, 為子為孫, 為侯為將” (4) , 最終演變為一種深入人心的民俗, “清晨聞鐘鼓, 民俗祀汪王” (5) 。

  在唐宋史志當中, 汪王故事的核心環節, 除了“保境”之外, 還有“受封”。如果說前者充分體現了汪王神的地方性, 那么后者則體現了他在王朝秩序中的位置。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1009) , 汪華受封為“靈惠公”, 這是汪王神正式進入王朝祀典的開始。雖然在此之前半個世紀, 歙州文人汪臺符就撰寫了《歙州重建汪王廟記》 (962) , 但從該記的文字來看, 州城烏聊山汪王廟的出現, 不會早于五代時期。該記中一些含混的文字甚至還透露出, 汪王信仰在唐代有可能尚在“淫祀”之列 (6) 。北宋大中祥符二年三月的《追封靈惠公敕》見載于《忠烈紀實》, 文字非常簡略, 僅稱“歙州越國公汪王神, 奉敕宜特追封靈惠公” (7) 。只有比較同年二月歙州知州方演的《奏乞追封表》, 才能了解事情的脈絡:

  今伏睹封禪大赦節文, 忠臣烈士皆令精潔致祭。又赦書有未盡者, 許分析奏聞。其越國公汪王神, 伏乞皇帝陛下圣造, 特賜圣澤, 別賜追贈, 所貴勸天下忠義之士, 慰一郡系賴之心。臣生為歙人, 幼睹其異, 幸因東封大禮, 輒敢聞天。 (8)

  由此可知, 這是歙州知州方演借著宋真宗泰山封禪的時機, 吁請將汪王神列入祀典, 而方演本人也正是歙州當地新興的科舉士大夫的最初代表。不過, 從敕告的簡略文詞可以看出, 當時的朝廷態度實際上頗為平淡。而“靈惠公”本身也只是一個頗為普通的封號。這種情形顯示出, 直到北宋中期, 汪王神還遠沒有得到朝廷的重視, 與此同時, 新興的歙州科舉士大夫的影響力也頗為有限。正如王安石所稱:“歙之為州, 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 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 然不能多也。” (1)

  經歷了百余年的沉寂之后, 直至北宋行將結束的徽宗時代, 對汪王神的加封才又重新開始, 而其中主要的因素則與王朝對“方臘之亂”的平定有關。《三封王告》記載:

  因睦寇方臘至境, 王云中以刃麾賊, 事平, 都帥以聞, 加封“靈顯”二字。敕:朕以慶賞之權, 馭封爵之柄, 獎于忠順, 罔間幽明。徽州忠顯廟英濟王, 武烈之功, 久嚴方祀。威靈之德, 能警群迷。比昭風馬之祥, 卒弭干戈之悖。云雷順序, 山川廓清, 迺即舊封, 肆加顯號。……可特封顯靈英濟王。 (2)

  北宋宣和四年 (1122) 汪王神被加封為“顯靈英濟王”, 是因為在“睦寇方臘至境”之時, 汪王神能夠在云中“以刃麾賊”, 有功于王朝的平定“寇亂”。宣和時期對“方臘之亂”的平定, 是徽州這一地名出現的緣起, 同時也意味著中央王朝對這一地區管治的進一步深入。因此, 汪王神轉變為“顯靈英濟王”, 實際上正可以看成是徽州逐步脫離邊陲狀態的標志。

  真正關鍵性的變化發生于南宋時代的中期。乾道四年 (1168) 三月十五日, 徽州知州郟升卿代表祁門縣士庶, 遞出了加封汪王神的申請, 理由是在“疾疫大作”時, 汪王神能護佑一邑的平安:

  伏見本邑忠顯廟信順顯靈英濟王, 忠義之節顯著, 于唐御災捍患, 有功于民, 不可概舉。廟額封爵, 累錫于本朝。凡邑之水旱疾疫, 有禱必應。又如紹興二十三年、乾道二年, 鄰邑疾疫大作, 罹其災害者, 不可勝數。邑人相與祈安于王, 遂荷其陰相, 疾疫不作, 民無夭折。其福惠于民, 彰著如此。乞備申敷奏加封。 (3)

  這一請求很快得到朝廷批準。汪王神由此獲封為“信順顯靈英濟廣惠王” (4) , 也即后代常說的“八字王”, 在封號的文字形式上已達到最高等級。

  而就在當年夏天, 知州郟升卿又向轉運司呈報了汪王諸子在抗旱致雨方面的靈異功能, 并由此動議對汪王諸子和夫人進行敕封:

  本州管下, 自五月下旬以來, 闕少雨澤, 慮傷禾稼。升卿等躬率官僚, 自六月十一日, 遍詣寺觀神廟祈禱, 未獲感應。升卿等職在牧民, 不遑安處, 遍詢民情。本州城北七里, 地名云嵐橋, 有英濟汪王墓, 并城南龍井山, 有忠助廟八郎君, 乃英濟汪王之子。每遇雨旸愆期, 民有疾疫, 虔誠祈禱, 必獲感應。遂于本月十五日早, 躬親出門外, 迎請兩處神像于城內忠顯廟致祭。未至廟所, 甘雨隨至。早晚詣廟拈香, 并皆得雨。 (5)

  相關的申請最終使汪王夫人和諸子 (八子) 先后在乾道五年 (1169) 和八年 (1172) 分別獲得封號 (6) , 從而使得汪王神出現了一個家族的譜系。

  除了汪王神封號不斷升級和敕封范圍不斷擴大, 在南宋的中期, 汪王神本身還面臨“正名”問題。在崇尚道統的氛圍中, 唐史中汪華故事的“反叛”色彩, 使徽州新興的科舉士大夫始終無法釋懷。因此羅愿在其《汪王廟考實》中專列“納款”一節, 討論隋唐之際汪華歸唐的種種歷史細節。羅愿最終認為:

  王廟食此邦逾五百年, 而民愛敬之久而愈新者, 不惟能出云雨、御災厲, 亦由其起不失正道, 始終出于靖民。故天下方亂, 則以身蔽六州之人, 及其粗定, 聞真王而遂歸之。事合天心, 為天所相, 是以生享其祚, 而沒食其土, 以能悠久。然則不斗一民, 不煩一旅, 間關自托于唐者, 乃王之大

  節本意, 不可以不白也。 (1)

  汪王神的名節是否符合“正道”, 不僅是羅愿的關注重點, 也始終是此后深受理學影響的徽州士人的關切目標。雖然理學原則與真實歷史之間的緊張關系, 并不容易完全消除, 但到了南宋中期, 汪王神的“忠義”形象已逐漸被人們所接受。

  也正是在此基礎之上, 南宋后期才出現了對汪王神的更高規格的敕封, 并使其最終成為“國祀”的“正神”。宋理宗寶祐六年 (1258) , 朝廷第十次加封汪王神, 封號為“昭忠廣仁顯圣英烈王”:

  徽州烏聊山忠顯廟神, 昭應廣佑顯圣英烈王, 生也沉毅, 沒而昭明。慕化識機, 名位已都于前代;御災捍患, 靈祠遂顯于皇朝。郡久恃以為安, 人有呼而輒應。霸國之山川如舊, 烏聊之影響常新。茲觀多士之忱辭, 欲廣一家之典。禮由義起, 人欲天從。肆命有司, 恩徽已洽于四世;顧瞻正廟, 寵榮可后于一身。其因故稱, 易畀二美。朕惟忠者臣之節, 歷萬古而長存;仁者心之德, 溥六合以流行。翳爾之休, 于斯為稱。 (2)

  據敕告所述, 此次敕封是因為“多士之忱辭”, 即多位大臣的推薦。南宋后期的徽州已經是一個相當成熟的科舉社會, 不僅進士人數眾多, 而且在嘉定 (1208—1224) 之后頗多顯宦, 其中程元鳳更在寶祐三年 (1255) 入居相位, 進入宋廷的權力中樞 (3) 。有“多士”來推動汪王廟的敕封, 并不令人意外。其中比較值得留意的是汪王封號的擬定。與之前的封號相比, 新封號“昭忠廣仁顯圣英烈王”以“昭忠”代替了“昭應”, 以“廣仁”代替了“廣佑”。這意味著朝廷褒獎的重心, 從“靈應”轉移到了“忠義”, 從“護佑”轉移到了“仁德”。正如敕告所說, “忠者臣之節, 歷萬古而長存;仁者心之德, 溥六合以流行”。這一轉換, 大幅度減弱了汪王的“地方性”色彩, 從而凸顯了其“正統化”的面向。在此時的宋廷心目中, 汪王神已然是王朝的“正神”。

  這一趨勢在南宋末期的最后二十年并未減緩。德祐元年 (1275) 四月, 因為避宋恭帝趙之諱, 汪王廟的廟額由“忠顯廟”更改為“忠烈廟” (4) , 成為此后六個多世紀中汪王廟的定名。同時, 汪王神也得到第十一次敕封, 也是宋王朝內最后一次敕封, 封號為“昭忠廣仁武神英圣王”。敕告稱:

  徽州忠烈廟神, 昭忠廣仁顯圣英烈王, 生而烈士, 歿則正神。明德在民, 宜得通百世而祀。陰功及物, 何止活千人之封屬。邊塵之未清, 致內寇之俶擾。浸迫近境, 實繁有徒。靈若降于云中, 厲遂驅于山左。允矣英威之孔灼, 見于士庶之所陳。方人心危疑之秋, 倚神為重;則國家褒崇之典, 于禮亦宜。 (5)

  此時的南宋王朝早已風雨飄搖, 元兵已攻陷了半個江南, 臨安城危在旦夕, 的確是“人心危疑之秋”。在這封敕告中, 汪王神不僅是“正神”, 甚至成了宋廷急需倚賴的“武神”, 需要他祛除“山厲”, 彰顯“英威”。南宋的命運當然無法挽回, 但汪王神在此期間積累的敕封卻足以使其成為真正的“國祀”, 顯赫的“正統之神” (表2) 。

  表2 汪王神在宋代的敕封

  表2 (續)

  資料來源: (元) 鄭弘祖輯:《新安忠烈廟神紀實》卷首, 第6a~13b頁。

  三、元代的行祠化和宗祠化

  汪王信仰的正統化過程, 在宋代已經完成。進入元代, 這一事實得到相當程度的承認。在納入蒙元統治大約三十年后, 徽州社會逐步安定, 至大二年 (1309) , 當地士大夫汪承直通過徽州路總管府報江浙行省, 提請元廷重新考慮汪王神在新朝的封號問題:

  徽州路總管府至大二年二月, 準池州路總管府判官汪承直牒呈。竊見徽州路土神昭忠廣仁武神英圣王汪氏, 諱華, 生有神靈, 長而驍勇。屬季隋之世, 群雄并興, 撫六州之民, 安堵如故。在唐納土而職遷留守。入宋封王, 而血食新安。雨旸響應于須臾, 疫癘潛消于萌蘗。廟名忠烈, 人仰英風。前朝之誥命猶存, 圣代之褒崇尚缺。愿追舊典, 嘉錫新封。 (1)

  從《忠烈紀實》中匯集的史料來看, 至大二年的這一申請得到回應的速度并不快, 直到泰定二年 (1325) 四月元廷召開的御前會議才討論到此事, 泰定三年 (1326) 七月才作出批復:

  徽州路申汪王神……宋封昭忠廣仁武神英圣王。太常禮儀院議得, 陟宋以來, 屢加封號, 八字王爵, 已極尊崇。今江浙行省請改錫嘉名, 若準所請, 改封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右箚付徽州路總管府。準此。 (2) 不過, 因為還有查勘取證的過程沒有完成,

  這一批復也并沒有成為即時頒發的敕命。元統二年 (1334) , 徽州路耆老汪宗寶為此再次發起申請, 請求將此事落實。

  徽州路元統二年, 據耆老汪宗寶等狀告……泰定三年八月二十日申奉到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箚付, 該準中書省咨, 奏奉圣旨, 改封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切照江東道信州路自鳴山神、廣德路張真君, 俱奉圣朝嘉封, 賜以圣旨。今本路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 如蒙一體, 頒降宣命, 庶彰神靈, 下慰民望。 (3)

  該請求經過徽州路達魯花赤郄釋鑒的“保結關請”, “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徽廣等處分司僉事朵兒只班、中議書吏伯也忽臺”的查勘, 最終在至正元年 (1342) 得到了元順帝的圣旨:

  上天眷命, 皇帝圣旨。……徽州路忠烈廟昭忠廣仁武神英圣王, 生而先幾之知, 沒而及物之仁。有感遂通, 無遠弗屆。箕風畢雨, 陰陽聽其翕張;黟水歙山, 春秋安其耕鑿。蓋聰明正直而一者, 故水旱疾疫必禱焉。爰易顯稱, 庸光休烈。尚其體茲, 敬共明神之意, 庶無忘夫陰騭下民之功。式克顧歆, 以承茂渥。可改封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至正元年閏五月日。 (4)

  該條敕封的信息, 也見載于《元史》的《順帝本紀》 (1) 。

  從提出申請到敕命下達, 汪王神在新朝的重新認定雖然經過了漫長的三十年, 但從至正敕命的內容以及“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的封號來看, 蒙元王朝顯然接受了前朝的傳統。元封相比宋封, 汪王神封號中的“武神”降為“武烈”, “英圣”改回“靈顯”, 褒獎的程度略有降低, 但“昭忠”“廣仁”稱號的保留, 則意味著汪王神的“正統性”并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與這一現象相匹配, 在元代的徽州, 郡城烏聊山上的汪王廟仍然是地方守宰禱雨禳旱的重要祭祀場所。延祐時期的徽州路達魯花赤大都, “有惠政……嘗歲旱禱黃山及汪王祠而雨” (2) 。后至元時期的本路判官馬楨, “佐治新安……乃延見父老, 詢民水旱疾疫所以致禱祀者。眾謂忠烈王自唐至今, 以功勞血食, 禱應如響, 侯識不忘。明年春, 霪雨害麥, 民且憂饑年。侯白僚長, 率厥官屬詣祠下, 齋戒以請。翌日, 天體霽然。麥遂倍收” (3) 。當地士人觀覽烏聊山汪王廟, 也往往會產生強烈的自豪感:“昔日六州曾卷土, 此邦千載尚尊王。高陵夜雨鳴弓劍, 原廟春風潔豆觴。燈火萬家元夕夜, 誰悲狐兔滿連昌。” (4) 民間的賽祀活動也頗為活躍, “郡城烏聊山, 香火特盛。每以歲正月十八日, 賽祀逾旬” (5) 。

  與此同時, 元代徽州的汪王信仰也出現了“行祠化”的特征。“行祠”可以看成是“本廟”的分支, 但又未必有上下統屬的關系, 而毋寧只是反映了不同區域人們各自的崇拜需求。正如元代名儒陳櫟所說, “烏聊之外, 行祠相望, 苦竹叢祠, 威靈孔彰” (6) 。在徽州郡城的烏聊山汪王廟之外, 各地“汪王行祠”的出現, 無疑體現了元代徽州汪王信仰的流行趨勢。

  元代徽州的汪王行祠數量頗多, 比較重要者分布于歙縣的茆田、槐塘, 休寧的萬安、臨溪, 黟縣的橫岡, 以及婺源的大畈。歙縣茆 (茅) 田的汪王行祠見載于元初方回的《茅田汪王廟》詩:“殿閣猶如許, 兵戈豈不無;終然香火在, 直與子孫俱。” (7) 該廟曾在元末的壬辰 (至正十二年, 1352) 之亂中毀于兵燹, 但在四年之后的丙申年 (至正十六年, 1356) 很快就由當地士民重建。元末儒者唐桂芳 (1308—1381) 《重建茆田靈顯廟碑記》記載:“茆田距城三十里, 遺廟壬辰毀于兵燹, 丙申, 同里閔義善、程文, 募檀者家, 寖復舊規。” (8) 歙縣槐塘的汪王行祠有“汪王慶生樓”的別稱, 至少在至治 (1321—1323) 初年就已經存立 (9) 。且直到明初, 仍是當地士人引以為榮的景觀。唐桂芳之子唐文鳳 (子儀) 在永樂二年 (1404) 即曾為該廟撰寫過《槐塘行祠圖說》, 認為汪王神“生能為國之柱, 歿為神, 郡民有禱皆然, 所求即應, 真乃天地間公正之神” (10) 。

  休寧萬安山, 古名萬歲山, 在隋唐曾為“歙州治所”, 因此又被稱為“古城下”。這里的汪王廟比較古老, 南宋中期即已設立, “故城以王所依憑, 道人吳智誠始斥 (資) , 大而新其祠。經始于乾道壬辰, 鳩工于淳熙己亥” (11) 。該廟在元代仍是休寧縣內重要的汪王行祠。元代顯宦汪澤民 (1273—1355) 有《題古城石頭壁》詩, 該詩副標題即為“上有汪王廟”, 詩云“至今萬歲山頭廟, 猶有居民說古城” (12) 。休寧臨溪的汪王行祠不僅是祭拜之地, 也是人們過往休憩之所。元末朱升記載道:“至元后戊寅……六月庚午, 里友人朱升與程可大、詹伯璋行憩于臨溪里汪王行祠之門。” (1)

  黟縣橫岡的汪王廟也頗為有名。元末名儒汪克寬曾為其撰寫廟碑:

  黟縣橫岡故有廟, 歲久圯。至正四年甲申春二月, 里人程儀鳳兄弟捐貲改作, 秋七月落成, 堂寢門廡, 為屋一十六楹。棟宇宏麗, 丹漆輝耀, 肖像尊嚴, 軒牖疏達。復構四楹于廟之西偏, 命祝史某居之, 以職熏修之役。儀鳳割田十畝, 俾某世食其入, 而繕葺其廟宇焉。十年庚寅夏四月, 儀鳳請予文勒諸麗牲之碑, 乃敘其歲月而系以迎饗送神之詩、厥田疆畝, 列之碑陰。 (2)

  由此可知, 橫岡的汪王廟建立于至正四年 (1344) , 有屋十六間, 規模宏大, 且有專門的廟產和廟祝, 而由該廟的廟貌也不難推知各地汪王行祠的具體情形。

  綜觀這些汪王行祠所在地, 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的特點, 即它們實際上并非處于偏僻之地, 而是分布于交通要區。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歙縣的茆田和休寧的萬安。茆田在徽州府城以西三十里, 后代又被稱為茆田鋪, 徽州府城南向通往閩浙贛三省的陸路官道正是在茆田開始一分為三。西線官道經由休寧縣城、祁門縣城進入江西, 經饒州府可達江西省城;中線官道經由休寧縣五城、婺源縣大畈, 過江西玉山縣, 經福建崇安縣可至閩北的建寧府;東線官道經由休寧縣臨溪, 過馬金嶺進入浙江的開化縣, 經常山縣可至浙西的衢州府 (3) 。可以推想, 如果從這三個不同的方向進入徽州, 茆田正是到達徽州府城之前, 最重要的交匯點。

  萬安在休寧縣城以東十里, 在明代以萬安街而著名。與茆田相比, 萬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水、陸兩條交通線的交匯處。明代徽州商人黃汴纂有地理書《一統路程圖記》, 該書卷七《江南水路》記載:

  江西由休寧縣至浙江水路。南昌府。三十里, 黃家渡。四十里, 趙家圍。……祁門縣。陸路。……十里, 漁亭。下水。廿里, 齊云巖。三十里, 休寧縣。十里, 萬安街。三十五里, 屯溪。……五十里, 街口。巡司。八十里, 淳安縣。……九十里, 富陽縣。九十里, 江頭。十里, 杭州府。 (4)

  可見休寧萬安正處于從南昌到杭州的水路交通線上。而在另一位明代徽商程春宇編纂的商業地理書《士商類要》中, 我們還可以發現, 休寧萬安到歙縣茆田之間的路程, 還是徽州腹地通向浙江杭州的陸路交通線的一部分。

  杭州府。……四十五里至余杭縣。起旱。……二里, 北岸。二里, 大佛。七里, 蔡塢口。三里, 章祁。十里, 稠木嶺。三里, 七里頭。七里, 徽州府。二十里, 巖鎮鋪。十里, 茆田鋪。二十里, 萬安街。十里, 休寧縣。 (5)

  從上述引證可以看出, 無論是歙縣茆田還是休寧萬安, 其交通位置的重要性均頗為明顯。實際上, 本文之前所提及的諸多汪王廟的所在地也大都具有類似特征。在這些地點出現頗具規模的汪王行祠, 應當是體現了在元代的新形勢之下, 逐漸擴大的士人和商人群體, 在社會經濟各方面的實際需求。

  在諸多的行祠之中,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婺源大畈 (亦稱大阪) 的汪王廟。婺源大畈地處徽州府南向通往江西上饒和福建崇安的交通主線之上, 地理位置頗為重要, 這一點與其他汪王行祠的所在地并無不同。但比較特別的是, 根據元末儒者趙汸《知本堂記》的記載, 這個廟宇與后代的“宗祠”頗為相近:

  郡汪侯仲玉……乃即星源大畈田中創重屋, 為楹間者五, 其上通三間以為室, 奉始得姓之祖, 神主中居, 及初渡江者, 及始來居大畈者, 而昭穆序列左右者十有□世。又為廟于屋南, 像其祖之有封爵在祀典者, 配以其子孫之有功德者四人。重屋之下, 有堂、有齋舍, 延師其中, 聚族人子弟而教之。廟有廡、有門, 時享月薦, 買田以給凡費者若干畝。合而名曰知本堂。以族人之屬尊而年長者主祀事焉。……有封爵而在祀典者唐越國公, 國朝封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 (1)

  汪同 (仲玉) 是元末徽州著名的鄉軍領袖, 他所建造的知本堂, 不僅包含可以敬拜祖先和教育子弟的奉先之所, 而且也包含祭拜汪華的汪王廟, 并由族內長老主持“祀事”。如果仔細分疏這些稱謂復雜的神主, 還可以發現, 它們之間已經呈現出一種譜系性的聯系。總之, 這是個“宗祠化”色彩頗為濃重的汪王行祠。

  對這種地方信仰宗族化的傾向, 我們之前的研究主要從大畈汪氏的歷史, 以及元代后期徽州社會理學化趨勢的角度進行了解釋 (2) 。而《忠烈紀實》中的新材料, 則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理解途徑。從表3可以看出, 南宋王朝通過對十四組“人物”在不同時期的多次敕封, 到南宋末期, 已經制造了一個復雜的汪王神自身的宗族系譜。而其中的不少“人物”, 尤其是所謂的汪王八子, 在元明時期的各類汪氏譜牒中往往都居于“族源”的重要位置。如果說, 在元明之際, 徽州汪王信仰已經表現出一種“宗祠化”的傾向, 那么, 除了元代后期理學的影響之外, 南宋王朝的敕封可能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化因素。

  表3 宋代汪王神家族譜系的形成

  資料來源: (元) 鄭弘祖輯:《新安忠烈廟神紀實》卷首, 第6a~13b頁。

  四、結語

  作為中古時期南方山地的土著豪強, 汪華崛起于隋唐之際的徽州, 最終降順于唐朝的大一統。在其歿后, 當地民眾尊為汪王神, 并由此形成歷史悠久的汪王信仰。在唐、五代時期, 汪王信仰仍被看成一種不入祀典的“淫祀”, 與之相對應的, 則是當時徽州區域的邊陲狀態。

  北宋中期, 在嶄露頭角的地方士大夫的推動下, 汪王神首次受到王朝的敕封, 成為合法的神祇。但封號規格的低下、敕封頻率的寥落, 都顯示出汪王神此時在王朝的萬神殿中并不居于顯要位置。南宋是重要的轉折期。隨著徽州成為王朝的“近服”地區, 當地行政管治水平大為提高, 士大夫群體迅速壯大, 新興的科舉精英頻繁發起敕封的申請, 迫切希望在王朝敕命的過程中, 實現對汪王信仰的“正統化”。在他們看來, 汪王神不應被看成是一個動亂時代的反叛首領, 而應是大一統時代的“忠義”之臣。偏安的政治格局、緊張的對外形勢, 也使南宋王朝急需汪王這樣的“武神”來協助抗敵御侮。上下呼應的結果, 造成了南宋王朝對汪王神的十一次敕封, 也使汪王神最終具有了“昭忠廣仁武神英圣王”的顯赫聲名。

  南宋時期汪王信仰的“正統化”成果, 在元朝得到相當程度的認可。隨著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 以及地方精英群體的擴大, 元代徽州的汪王信仰出現“行祠化”的新趨勢。除了郡城汪王祖廟依然“香火特盛”之外, 郡內不少水陸要沖都興建了汪王行祠, 滿足了各地士紳和商旅的旺盛需求。其中的一些汪王廟還與祭祀祖先的祠堂建在了一起, 汪王神與祖先神的譜系也能相互貫通, 呈現出一種“宗祠化”的傾向。這一趨勢反映了元代后期士大夫的宗法意識和理學觀念的發展, 但不可忽略的是, 它也繼承了來自南宋的文化遺產———對汪王神屢次敕封所自然形成的家族譜系。

  如同東南地區近世眾多的民間信仰一樣, 宋元時期徽州的汪王信仰, 其根源在于神主本身所具有的濃厚的地方性, 但該信仰的流行與發展, 卻也印證了不同歷史時期地方社會與中央王朝之間交錯復雜的政治關系, 以及地方精英群體的發育程度和文化訴求。

  注釋

  1 關于宋元時期徽州汪王信仰的形成與發展, 已有的研究文獻包括:凍國棟《唐宋間黟、歙一帶汪華信仰的形成及其意義》,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5輯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9年) ;汪柏樹《新安之神、靖民之神---羅愿〈新安志〉關于汪華的研究》, 《黃山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董乾坤《地方政治勢力的興起與歷史人物形象重塑---以羅愿〈新安志〉汪華記載為中心的考察》, 《安徽大學學報》2015年第5期。

  2 宮紀子:《徽州文書新探:〈新安忠烈廟神紀實〉より》, 《東方學報》, 77 (2005年) ;劉曉:《元代怯薛輪值新論》, 《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丁希勤:《唐宋汪華的神話故事與徽州社會變遷---以〈新安忠烈廟神紀實〉為中心》, 《安徽史學》2013年第3期。

  3 章毅:《明刊宋元史籍〈新安忠烈廟神紀實〉研究》, 《安徽史學》2016年第6期。

  4 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 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2007年, 第180~181頁;毛漢光:《五朝軍權轉移及其對政局的影響》, 見氏著《中古政治史論》,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2年, 第318~322頁。

  5 (宋) 沈遼:《云巢編》卷6《西峰和尚贊》,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987年, 第25a頁。

  6 (元) 唐元:《筠軒詩稿》卷5《十五夜溪上觀社公燈后二夜觀汪王燈會》, 見唐元等《唐氏三先生集》,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明正德十三年刻本,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8年, 第497頁。

  7 (明) 唐桂芳:《白云集》卷6《重建茆田靈顯廟碑記》,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29b頁。

  8 (元) 李昱:《草閣詩集》卷3《宿新安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5a頁。

  9 (五代) 汪臺符:《歙州重建汪王廟記》, 見 (宋) 李昉《文苑英華》卷815, 影印本, 北京:中華書局, 1966年, 第5~6頁。

  10 (元) 鄭弘祖輯:《新安忠烈廟神紀實》卷3上《追封靈惠公敕》, 第3a~3b頁。

  11 (宋) 方演:《奏乞追封表》, (元) 鄭弘祖輯:《新安忠烈廟神紀實》卷3上, 第3a頁。

  12 (宋)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89《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嘉靖刊本,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1989年, 第3a頁。

  13 (元) 鄭弘祖輯:《新安忠烈廟神紀實》卷3上《三封王告》, 第4b頁。

  14 (元) 鄭弘祖輯:《新安忠烈廟神紀實》卷3上《四封王告》, 第6b頁。

  15 (元) 鄭弘祖輯:《新安忠烈廟神紀實》卷3上《五封王告》, 第7b頁。

  16 (元) 鄭弘祖輯:《新安忠烈廟神紀實》卷3下《本州申轉運司狀》, 第1a~1b頁。

  17 (元) 鄭弘祖輯:《新安忠烈廟神紀實》卷3下《初封夫人告》, 第3b頁;卷3下《初封王子告》, 第13a頁。

  18 (宋) 趙不悔修、羅愿纂:《新安志》卷1《祠廟》,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29b頁。

  19 (元) 鄭弘祖輯:《新安忠烈廟神紀實》卷3上《十封王告》, 第13a頁。

  20 (元) 脫脫:《宋史》卷418《程元鳳傳》, 點校本, 北京:中華書局, 1977年, 第12522頁。

  21 (元) 鄭弘祖輯:《新安忠烈廟神紀實》卷3上《改賜廟額敕》, 第12b~13a頁。

  22 (元) 鄭弘祖輯:《新安忠烈廟神紀實》卷3上《十一封王告》, 第13b頁。

  23 (元) 鄭弘祖輯:《新安忠烈廟神紀實》卷3上《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照詳泰定三年八月回奉箚付全文》, 第14b~15a頁。

  24 (元) 鄭弘祖輯:《新安忠烈廟神紀實》卷3上《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照詳泰定三年八月回奉箚付全文》, 第17b~18a頁。

  25 (元) 鄭弘祖輯:《新安忠烈廟神紀實》卷3上《申請》, 第18a~18b頁。

  26 (元) 鄭弘祖輯:《新安忠烈廟神紀實》卷3上《申請》, 第19a~21b頁。

  27 (明) 宋濂:《元史》卷40《順帝本紀》, 點校本, 北京:中華書局, 1977年, 第861頁。

  28 (元) 仇自堅:《記先祖嘉議公遺事》, 見 (明) 程敏政編《新安文獻志》卷54,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28a頁。

  29 (元) 鄭玉:《師山集》卷4《重修忠烈陵廟記》,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13a頁。

  30 (元) 胡炳文:《云峰集》卷8《題富山汪王廟》,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6a頁。

  31 (元) 方回:《瀛奎律髓》卷28“陵廟類”,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19b~20a頁。

  32 (元) 陳櫟:《定宇集》卷14《祭越國汪公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8b頁。

  33 (元) 方回:《桐江續集》卷3《茅田汪王廟》,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7a頁。

  34 (元) 唐桂芳:《白云集》卷6《重建茆田靈顯廟碑記》, 第29a頁。

  35 (元) 唐元:《筠軒文稿》卷10《西南隅新建土地祠記》, 見唐元等《唐氏三先生集》, 第551頁。

  36 (明) 唐子儀:《槐塘行祠圖說》, (元) 鄭弘祖輯:《新安忠烈廟神紀實》卷首, 第30b頁。

  37 (宋) 鄒補之:《古城汪王廟記》, (清) 趙紹祖:《安徽金石略》卷2《徽州府》, 《石刻史料新編》影印“聚學軒叢書”本, 臺北:新文豐出版社, 1977年, 第16b頁。

  38 (元) 汪澤民:《題古城石壁》, 見 (明) 程敏政編《新安文獻志》卷57,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13b~14a頁。

  39 (明) 朱升:《朱楓林集》卷8《汪師善哀辭》,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歷歙邑朱氏刻本, 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7年, 第11a頁。

  40 (元) 汪克寬:《環谷集》卷8《黟縣橫岡忠烈廟碑》,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1b~2a頁。

  41 (明) 程春宇輯:《士商類要》卷1, 楊正泰:《明代驛站考 (增訂本) 》附錄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 第312~314頁。

  42 (明) 黃汴纂:《一統路程圖記》卷7, 楊正泰:《明代驛站考 (增訂本) 》附錄二, 第273頁。引文中的下劃線為筆者所加, 下引《士商類要》同。

  43 (明) 程春宇輯:《士商類要》卷1, 楊正泰:《明代驛站考 (增訂本) 》附錄三, 第315頁。

  44 (元) 趙汸:《東山存稿》卷4《知本堂記》,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16a~17b頁。

  45 章毅:《元明之際徽州地方信仰的宗族轉向:以婺源知本堂為例》,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47期 (2007年) 。

作者簡介

姓名:章毅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馬云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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