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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新時代意蘊
2020年01月03日 09:3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杜黎明 字號

內容摘要: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不僅指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而且明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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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不僅指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而且明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國家治理現代化,既是對現代化這一理論范疇內涵的拓展和深化,也是我們黨認識和把握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新成就。新時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切實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底氣和基石,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重要貢獻。

  一般而言,現代是區分當前和歷史的重要時間概念,現代化是在人類文明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表征人們追求進步的過程及結果的理論范疇。農業文明時期,緩慢發展的社會生產力孕育不出現代化的理論范疇。工業革命以來,快速發展的社會生產力使社會生產生活呈現出日新月異的特征,現代化的理論范疇應運而生。現代化反映和體現了人們渴望進步、追求發展的美好愿望和強烈動機,現代化過程是人們為了追趕、達到和保持世界先進水平而積極進取、不懈努力的活動的時序展開,現代化水平是現代化實踐的結果,實現現代化是追求現代化的努力達到了某種預期的水平。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全面回答了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在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上應該“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的重大問題,具有豐富而深刻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第一,新時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新的內涵和要求。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一直高度重視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明確提出實現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四個現代化”的任務,此后黨的八大把這一任務列入黨章;1964年,周恩來同志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明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強國目標緊密結合的方式和要求。我們黨把實施現代化建設作為強國之路,用現代化的水平衡量社會主義強國建設的成效,實現“四個現代化”也就成為中華兒女奮斗的目標方向。“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最初任務是全面追趕,縮短與西方發達國家在這四個方面的發展差距。新時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已不再是全面縮小與國際最先進水平的差距,也不再是“西方迷信”者眼中單純的追趕型、適應型現代化,而是引領、保持和追趕國際最先進水平并存的復合型現代化,是在目前已處于國際領先的發展領域繼續保持和強化引領優勢,是在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發展領域實現從并排跑向引領的飛躍,是在目前尚處于追趕的發展領域縮小同國際最先進水平的差距。新時代現代化建設目標任務的這種轉變,不僅要求徹底破除“西方迷信”,而且對戰略實施的組織安排、制度保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的十三個方面的顯著優勢,不僅為新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而且昭示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大前途;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既闡明了必須牢牢堅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則,又部署了推進制度建設的重大任務和舉措,全面而深刻地回應了新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訴求。

  第二,新時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徹底破除“西方迷信”并全面彰顯中國自信的大戰略。近些年來,國內曾一度將現代化錯誤地理解為“西化”。究其原因,一是西方發達國家開啟現代化進程的時間早于中國,“現代化”本身是一個外來詞;二是近代積貧積弱的中國在學習西方經驗、探索現代化的出路時,其經濟社會、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均明顯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新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所以能成為徹底破除“西方迷信”并全面彰顯中國自信的大戰略,不僅在于其實踐格局實現了從全面追趕國際最先進水平向引領、保持和追趕國際最先進水平并存的復合型現代化的轉變,而且在于我們黨明確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把西方國家治理不能企及的善治、國家治理高效能納入現代化的內容體系。我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不斷豐富和完善,二是與制度完善協同的制度執行能力的提高和國家治理效能的彰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我國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歷史和事實證明,無論資本主義現代化取得了多么虛張聲勢的成就,無論資本主義國家治理經歷了多么長的實踐和歷練,資本主義國家沒有條件和能力實現國家治理效能的持續穩定改善,沒有產生孕育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理論范疇的現實條件。不僅如此,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結局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滅亡。在西方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先是因為工業革命、科技革命推動社會生產力大發展,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萌芽之后得到快速發展,舊的封建制度對資本主義生產形成嚴重的制約,新興的資產階級通過政治革命推翻封建制度,打破封建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發展、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快速發展的束縛。西方工業革命、經濟革命引發了政治革命,西方現代化的歷程主要體現了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無論是理論分析還是實踐探索,在生產資料私有制條件下,無論初始共識多么同化,追求個體私利的資本家終會因資本逐利成果分配不公平而產生分歧,被利益集團操控的多黨競爭使資本主義政治淪為否決政治,進而引發社會的撕裂;任由社會撕裂、否決政治發展,資本主義制度難逃滅亡的宿命。

  第三,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為人類社會制度文明貢獻中國智慧。現代化是近代以來人類文明發生的深刻變化,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人類社會制度文明進步的重大成果,是我們黨為人類文明作出的巨大貢獻。與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宿命形成鮮明對比,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展現出勃勃生機和遠大前途。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多方探尋變革圖強的出路,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在比較多種主義之后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我們黨領導人民歷經艱辛革命和斗爭,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國與西方國家的不同之處在于:一是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主要體現的是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能動性的反作用;二是中國共產黨全面執政后的制度實踐不是抽象的國家治理理念的現實具體化,而是在實踐探索中穩步前進;三是社會主義制度實踐不是圍繞生產資料私有者之間、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妥協、政治分肥展開,而是始終堅持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總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構成的既完備又開放的體系。這一制度體系的主要特征是:社會主義建設各領域具體制度的實踐經驗被總結提煉形成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再以根本制度為中心、基本制度為基礎,豐富和完善各領域的具體制度安排。經過幾十年的探索和努力,我國在政治領域已經形成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以及政治運行機制層面的若干重要的具體制度安排有機協調的制度體系。在經濟建設領域,基本經濟制度實現由所有制制度單項支撐,向所有制制度、分配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元協同格局的轉變;三大基本經濟制度,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上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經濟制度安排。我國在文化領域也形成了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和若干重要的具體制度安排協同發展的格局。在其他領域,具體的重要制度安排,均形成該領域實現現代化的制度保障。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新時代的理論意蘊研究”(19FKSB043)、四川大學“雙一流”建設項目“論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的理論邏輯”(2019XZX-03)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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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杜黎明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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