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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鄉里社會的十六國胡漢民族關系 ——以華北與關中地區諸政權為例證
2020年01月10日 09:52 來源:《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作者:蔡丹君 字號
關鍵詞:十六國;胡族;鄉里社會

內容摘要:

關鍵詞:十六國;胡族;鄉里社會

作者簡介:

  【摘要】十六國時期的胡漢民族關系,是在鄉里社會生活基礎上存續的。胡主先是依賴同鄉建立政權,吸納在地鄉黨入仕,同時,扶植流亡的鄉里宗族,設立僑郡,使之壯大,既而恢復鄉里選舉制度,加強對鄉里人才的拔擢與管理。這些都說明了胡主對鄉里社會的深刻理解和實際控制。在此過程中,他們獲得了鄉里宗族的支持,甚至有些胡主及其家族自身也壯大為鄉里宗族。圍繞鄉里社會生活,展開對鄉黨、鄉里宗族、鄉里制度的經營,是胡主深化和加強自身統治,并實現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徑。認識到這一點,有助于進一步理解復雜的十六國胡漢民族關系。

  【關鍵詞】十六國;胡族;鄉里社會

  【作者簡介】蔡丹君,湖南株洲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講師,文學博士后,主要研究漢魏六朝文學與文獻。

  【基金項目】中國社會科學院“中華思想史”項目成果。

  “五胡亂華”后,胡族政權逐漸林立于北方。考察這一時期的胡漢民族關系,不能簡單地視之為合作或者對立,而是要看到其在長期歷史過程中的生活聯系。畢竟這些胡族政權并非天外來兵,自東漢以來,他們不斷內遷,與邊疆漢族有著漫長的雜居史;同時,他們也需要在謀求立足的過程中尋求在地鄉里宗族的扶助,并頒行與現實相適應的鄉里制度以鞏固統治。胡主與北方鄉里社會之關系,在十六國時期是逐步深化的,而十六國時期的政治與文化的發展進程,也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逐步展開的。基于鄉里社會的十六國胡漢關系,是當時民族關系、政治關系的重要形式。鄉里士人與胡族政權之間在此背景下展開了豐富的政治互動,形成了十六國時期民族關系發展的一些基本規律。為集中論述這些內容,以下主要以活躍在河北與關中諸胡族政權為例進行詳細的考察。

  一、胡、漢同鄉關系與胡族政權的建立

  自東漢以來,邊疆少數民族的內遷之勢不可抵擋。僅西晉初年的匈奴,因故內遷者即“至少不下二十余萬口”。早期部分胡族政權的建立,深刻依賴了他們在與漢族雜居過程中所結交的同鄉、在地關系。

  劉淵從幼年到成為任子之前,生活于并州鄉里。劉氏宗族部落“雖分居五部,然皆居于晉陽汾澗之濱”。并州六郡中胡人人口數量不少,與漢族的融合程度較高。晉陽離上黨郡很近,劉淵自幼在此游學,受業于崔游。“劉淵父子皆粗知學問,淵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皆是東漢的舊傳統。”在崔游門下,他還與同窗硃紀和范隆有過深層的思想交流。雖然劉淵是屠各雜胡,實則與晉陽鄉人無異,他獲得文化教養的經歷,與這個地區的鄉里漢族士人沒有太大區別。硃紀和范隆等人,后來成為前趙政權的第一批漢族士人。硃紀不僅擔任了劉聰的太傅,影響了劉聰學養的形成,還與劉氏締結了姻親關系——他的女兒入了后宮。范隆“與上黨硃紀友善”,博通經籍,無所不覽,頗有經學著作,逝于劉聰之世,卒贈太師。劉淵所任命的匈奴后部人陳元達,也有類似經歷。陳元達“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在劉淵尚任左賢王時,拒招不至,后又因直諫死于劉聰之手。他以隱士自處,入仕后又好諫諍,文學修養也高,均說明他漢化之深。

  劉淵所結交的同鄉關系,除了這些早年具有共同生活經歷的并州鄉黨,還有在朝的并州籍權貴。元帝咸熙中(264-265),劉淵為任子在洛陽,前后約十年,“晉武帝泰始十年(275)后返回五部接任左部帥”。劉淵“本人為質子,可見他在匈奴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此時其父劉豹勢力強大,引起了西晉的戒心。劉豹統一五部是在司馬師輔政之初,大致在嘉平三、四年(251、252)間。此后,并州屠各取代了南匈奴,軍事力量不斷增強,于是“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強,分為三率”。陳勇先生認為,劉淵任子和匈奴分為三率“這兩件事并非巧合,應該都是司馬氏抑制并州屠各計劃的一部分”。這次任子之后劉淵回到了五部,成為左賢王,并州鄉黨開始有意與之結交,“幽冀名儒后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游焉。”這個說法有點夸張,其實當時前來依附的,主要是并州鄉黨,如屯留崔懿之和襄陵公師彧等人。此“二人皆善相人,見元海,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于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由此看來,劉淵應該也是通過這批鄉黨,較早結識了王渾。并州太原王渾,乃王昶之子。“泰始之后,渾又屢言之于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通過王渾,劉淵在晉廷的地位和聲望得到了提高,上黨屠各和西晉之間建立了密切關系,進一步壯大力量。王渾甚至曾經救過劉淵的性命。當時劉淵為齊王攸所間,攸言于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為之向晉帝進言力保。王渾實際上是劉淵在西晉朝廷中所結交的最為重要的政治勢力代表。

  劉淵在洛陽所締結的同鄉關系,也惠及了他的兒子劉聰。劉聰同樣是“弱冠游于京師”,“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在洛陽,劉聰“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此中應該也少不了王渾的引薦。劉聰頗有才華,能詩善賦。晉帝被俘虜之后,劉聰曾回憶早年造訪時為豫章王的晉帝的經歷:“卿為豫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于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制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為辭賦,試為看之。’”這里的“王武子”即王渾的次子王濟。王渾長子早卒,嗣位的是王濟。王渾、王濟等人盤踞朝廷,勢力不可小覷。西晉初年,王濬曾與王渾爭平吳之功,所上自理表如此評價:“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根據磐互,并處世位。”從這里可以看出王氏在朝中的地位,和匈奴劉氏攀附并州王氏的原因。劉淵長子劉宣,師事樂安孫炎。學成而返,也受到太原王氏提攜:“并州刺史王廣言之于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從這里可以看出,劉淵一族與晉陽王氏一門三代之間的深厚關系。伴隨于此,劉氏也與并州鄉黨中的其他大族建立了一定聯系。上黨李憙、太原王渾這兩位同鄉都曾向朝廷表示了他們對于劉淵軍事實力和才能的了解。太康中爆發邊疆危亂時,他們頻繁建議啟用劉淵平亂。晉武帝咸寧五年(279),樹機能攻陷涼州,上黨李熹主張“發匈奴五部之眾,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劉氏結交朝廷中的并州鄉黨并且獲得他們的支持,正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利益。

  劉淵建立漢政權后,給漢族士人所留的職位,基本悉屬并州鄉黨:“以右賢王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左于陸王宏為太尉,范隆為大鴻臚,朱紀為太常,上黨崔懿之、后部人陳元達皆為黃門郎,族子曜為建武將軍;游固辭不就”。其中,公師彧在劉聰時期擔任過太中大夫,后來見殺于秋閣事件。這說明,漢趙胡主和晉末其他漢族領導者一樣,十分重視同鄉。與前趙同時起兵的山東人王彌,在洛陽殲滅百官,而劉暾因為是王彌東萊掖縣之同鄉且是“鄉里宿望”而獨不被殺。其后,劉暾出仕于王彌,為其建言獻策。王彌之叛,給晉王朝帶來的毀滅之力,不在屠各劉氏之下,《晉書》評之曰:“何丑虜之猖狂而亂之斯瘼者也。”但即便如此,曾在西晉身居御史中丞等要職的劉暾,仍然愿意出仕其麾下。其中原因,除了戰亂時期受制于人的不得已,同樣重要的是他和王彌之間的同鄉關系。對鄉曲關系的看重,超越了對其他關系的看待。這本是漢族士人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但也已經滲透到久居并州、太原、晉陽、上黨的匈奴人的意識中了。可以說,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此時人們對待胡漢關系的政治考量,鄉曲關系優先于民族關系。然而,雖然并州鄉黨在劉氏政權中地位突出,但是真正手握權柄的還是匈奴五部貴族,如呼延氏等。漢族士人擔任的一般都是文化類職務,并不牽涉要害職務。漢趙國內有“三個相對獨立的不同族屬的集團”——劉聰“本族”、“漢族人民”及“六夷部落”,其中劉聰本族的軍隊是核心力量。唐長孺先生也認為:“劉聰在其直接控制區域內建立了胡漢分治的軍事化的制度以控制人民。”所以,并州鄉黨從屬于胡族的地位,主要是這支匈奴政權以單于制為主的軍事特性決定的。

  除了并州鄉黨,很少有漢族士人出仕漢趙政權。漢趙政權作為襲破洛陽、長安的第一支胡族政權,被漢族士人視為寇仇,漢人為此拒不出仕。而漢趙政權自起兵之初,便全盤否定西晉政權,這透露出當時胡漢關系的緊張。劉淵《即漢王位下令》中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于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涂炭,靡所控告。”他在令中還將聲稱的“大恥未雪”遠溯至董卓、曹氏父子所造成的漢室之辱。晉室之亡,中原士人各懷哀痛,劉淵對晉室的否定態度,事實上進一步加深了胡漢隔閡。因此,漢族人才往往不赴劉氏之征。就連那些與世無爭的隱士,如弘農人董景道,博學精究,隱居商洛山,“劉元海及聰屢征,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仍多次征之,“并固辭”。即使強征而來,士人也往往二三其心。如劉殷,并州新興人,每逢征辟,皆以疾辭;永嘉亂中,委身于劉聰。劉聰暴虐,劉殷常常告誡子孫不要直諫。作為早期參與到胡族政權中的漢族鄉里士人,劉殷感到處理胡漢關系是艱難的:“在聰之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后己之色。”

  劉聰時期的暴政,極大削弱了并州鄉黨的力量。劉曜《下書追贈崔岳等》一文中,有一份追贈名單,其中人士,多為并州鄉黨之仕劉者。其中“或識朕于童亂之中,或濟朕于艱窘之極”之語,正是晉末亂離之后鄉黨社會中以協作互助為特征的人際關系的寫照。這些人當中,有一些人死于劉聰暴政。如中書令曹恂,死于反對劉聰納后之事。又如劉易《諫用宦官王忱等表》,稱王忱“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于陛下,懼其奸萌發露,陷之極刑”。但劉聰非但不納,反而將此表給王忱本人閱看,深辱劉易,使其忿恚而死。劉曜上臺后所進行的這一次追贈,算是他對鄉黨所做的補償,是一場撥亂反正。這一胡漢的關系變化,體現在劉曜時期對漢族士人多次褒揚和獎賞之中,《下書封喬豫和苞》表彰喬豫、喬苞二人對自己納諫之誠懇,亦是對劉聰暴政的否定。

  劉曜和他的父親一樣,也是弱冠游洛陽。劉聰時,他曾出鎮長安。靳準之亂爆發后,自長安奔赴平陽,“至于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與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上尊號。”劉曜登位,仍然獲得了并州鄉黨的支持:“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范隆以下悉復本位。”劉曜長期活動于長安,與周邊政治勢力周旋;隨著石勒勢力和慕容鮮卑勢力的不斷擴大,平陽已有受圍之危,一旦這些勢力聯合,劉氏政權將無力抵抗。早在劉聰麟嘉二年(317)二月即有康相上疏《言文》以天象談及當時緊迫的時勢,建議遷都。劉曜遷都長安,將匈奴五部與并州鄉黨也帶到了關中。雖然,劉曜表面上仍然尊重這些參與建立政權和扶植自己上位的并州鄉黨,但是,他已經形成了應對時勢的用人主張。當時,前趙政權疲于應付周邊地區的多股政治勢力:仇池楊難、后趙石勒、流民塢主陳安、前涼張茂等,皆與之交戰。因此,能夠在一系列軍事活動中獨當一面的人物更受重用。如劉雅,早年即跟隨劉曜征戰,頗有戰功。靳準之亂中,“左光祿劉雅出奔西平”,拒不合作。此后深獲信任,奉使迎劉曜母胡氏喪于平陽。攻楊曼于陳倉獲勝,使得“(劉)曜振旅歸于長安”,遂因其軍功被署為大司徒。太寧元年后,劉曜“署其大司馬劉雅為太宰,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劍六十人,前后鼓吹各二部。”實際地位是非常高的。從前趙政權的總體情況來看,雖然并州鄉黨在劉曜登位后,權力不斷式微,但無論是促成劉淵平陽稱帝還是扶植劉曜的過程中,都發揮了較大作用。

  分析以劉氏為代表的胡族士人在并州鄉里私學的教育經歷和交游活動,可知他們與漢族人已經有了深度融合。無論是在經學學養還是文學才能的養成上,都已經深深打上了漢族文化的烙印。作為軍事色彩濃厚的政權,前趙在建立政權之后,在文學方面疏于經營,但他們不乏文化才華。劉氏諸王皆成長于鄉里,并不是劉氏政權自身培養的文化人才,其較高的文學修養,來源于早期在鄉里的學習以及在洛陽的游歷經歷。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較少。除了我們以上談到的一些公文文字之外,賦頌和詩歌并沒有留下具體篇名和內容。可見,劉氏雖然不乏文學功底,但是在戰亂之時也是無暇顧及、經營。同時,劉氏政權之體制,主要仍然是匈奴的大單于制,雖然啟用了并州鄉黨中的寒素漢人,并不依賴他們,更沒有拉攏鄉里大族。因而在前趙政權治下,文學傳統延續性較為微弱,其后都聲名消隱。但是,劉氏政權對鄉里士人的啟用,開啟了這一時期胡漢士人合作的源頭,而劉氏政權與鄉里士人合作的基礎是鄉黨關系。

  胡漢之間嚴格意義上的“同鄉關系”,隨著胡族政權需要的變化,也將會由更寬泛的同鄉關系——“在地關系”來替代,即雙方皆為居住于某地的共同利益者,而并不一定是籍貫上的同鄉。這一點,在十六國中后期關中地區的氐、羌政權建立過程中尤其明顯。前秦和后秦政權的早期經歷具有十分相似的一面,他們是在十六國時期經歷了長期漢化之后,方才獲得北方大部或者局部領土控制權的。石虎征關中時,這兩支勢力被雙雙遷徙到了關東地區,分別居住在枋頭和灄頭。因此,氐、羌在十六國歷史上較為著名的一些豪貴,幾乎都是在關東出生的,“與苻生兄弟、苻堅兄弟、呂光等同時先后在枋頭出生、成長起來的一代氐族豪貴,是后來前秦、后涼的霸業支柱。”而前后秦政權中最為著名的士人王猛、尹緯等人,皆是生活于關隴本地漢族士人,他們共同參與了苻、姚政權的建立。

  王猛,原籍北海郡劇縣,靠販賣畚箕為生,晉末大亂之后隱居于華陰山,活躍在關中一帶。所謂“隱居”,乃是自高之舉,史稱其“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云而后動”。永和四年(348),東晉桓溫入關,王猛為他推薦了河東蜀人薛氏薛強。之后,王猛又向苻堅舉薦王猛的呂婆樓,即后涼創建者呂光的父親。苻堅在發動對苻生的政變之前,希望獲得呂婆樓的幫助,而呂婆樓自認為不可勝任,并推薦了王猛:“仆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呂氏也是略陽氐人,他與苻氏之間關系深厚。王猛原本地位并不高,類似于呂婆樓的清客。王猛在呂光十歲左右,就已經見過他,并評價曰:“時人莫之識也,惟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這說明他們相識已久,關系密切。王猛得到舉薦,主要是依靠他早年在關中地區所締結的這些關系,亦即他自己所謂的“三秦豪杰”。其他圍繞在苻氏家族的硃彤、趙整等人,皆是關隴士人。苻堅之弟苻融“時人擬之王粲”,硃彤、趙整等人“推其妙速”。趙整也是略陽人,算是苻堅之同鄉。天水人尹緯,在前秦時期因政治原因沒有出仕,“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群豪,推萇為盟主,遂為佐命元功”。這里的“扇動群豪”所提到的“群豪”,應該也是在這一時期前后不斷向關中地區回遷的秦雍流民。可見,扶持姚氏政權在關隴地區與苻堅爭霸的,仍然是這些本地鄉里宗豪。而且,在這之后,尹緯還吸引了一些其他地區的關中流民回到長安:“緯友人隴西牛壽率漢中流人歸興。”在姚氏反對前秦苻登并取得優勢之后,甚至于一些早年流亡到南方的關中士人,也開始謀求機會回到長安:“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人一萬叛晉,奔于興。”這三個流民隊伍的首領中,韋華和龐眺其實都是關中人。從以上勢力可見,這些關隴本地士人,在共同等待政治上有所作為的機會,而苻姚二氏在勢力逐漸壯大的過程中,也樂于得到漢族士人的幫助,藉此以擴大勢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六國政權中,并非所有的胡主在起兵時都已注意到依靠同鄉關系、在地關系。如石趙統治時期鄉里社會的主要形式是塢壁,石勒政權與鄉里塢壁之間是一種羈縻關系。石趙政權對“舊族”大加殺伐,不予優待,卻對寒素士人倍加信任,石趙政權中出現的名臣續咸、徐光、張賓等人,皆非大族出身。這種社會處理方式,是十六國政權中的特例之一。

作者簡介

姓名:蔡丹君 工作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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