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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論》理論定向的闡釋維度
2020年09月20日 08:2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8期 作者:卜祥記 字號
2020年09月20日 08:2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8期 作者:卜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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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資本論》具有多樣化的理論定向,并在后世解讀中呈現出經濟學、哲學、政治哲學等多樣化的闡釋維度。作為兩種最具有影響力的闡釋方式,對《資本論》的經濟學理論定向和哲學理論定向的闡釋,不僅各具理論合理性,而且具有很強的互補性。當基于經濟學理論及其技術層面的《資本論》研究致力于完善與推進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時,哲學理論定向的闡釋維度將有助于更為全面地呈現《資本論》的當代價值。但是,由于對馬克思哲學基本性質認知的差異性,因而在《資本論》的哲學理論定向的闡釋維度上形成了多樣化的解釋方案。只有立足于唯物史觀,才能真正呈現馬克思哲學與《資本論》的內在性關聯,并實質性地彰顯《資本論》的當代價值;而要立足于唯物史觀以確立馬克思哲學與《資本論》的內在性關聯,則必須首先明確唯物史觀的《資本論》指向,即唯物史觀是從黑格爾哲學體系中掙脫出來的偉大成果,是服務并從屬于《資本論》研究課題的理論創立,真正的唯物史觀就存在于《資本論》中。這是《資本論》的唯物史觀理論定向。就此而言,《資本論》既是一部偉大的經濟學著作,又是一部唯物史觀的理論巨著。

  關鍵詞:唯物史觀 經濟決定論 價值形式 思辨哲學

  作者:卜祥記,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作為一部博大精深的理論巨著,《資本論》不僅融匯有多種理論視角,而且蘊含著豐富的理論資源,因而為后世解讀留下了巨大的理論空間,誕生了多樣化的闡釋方式。不同的闡釋方式賦予《資本論》以經濟學、哲學、政治學、邏輯學等不同的理論定向,對于全面理解《資本論》的豐富理論內涵都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如果把《資本論》的唯物史觀理論定向及其唯物史觀性質作為一個可以被大多數人接受的理論預設,那么我們就會看到各種闡釋方式,尤其是經濟學和哲學的闡釋方式都存在著特定的視域局限性;同時也會看到,如何理解馬克思哲學的基本性質及其與《資本論》的內在關聯,如何看待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的黑格爾環節以及《資本論》中的黑格爾因素,既是經濟學與哲學闡釋方式相碰撞的焦點,也是合理呈現《資本論》唯物史觀理論定向的關鍵之點。

  一、《資本論》理論定向的多樣化闡釋

  回顧《資本論》的闡釋史,就學科闡釋方式看,迄今為止一直存在著經濟學、哲學、政治學、邏輯學等多樣化的闡釋路徑;這些多樣化的闡釋維度是歷史地生成的,因而既具有歷史性的合理性,也具有歷史性的局限性。

  (一)經濟學理論定向的闡釋

  毫無疑問的是,《資本論》首先是一部經濟學著作,因此對《資本論》做經濟學理論定向的闡釋具有當然的理論合法性,它對于完善、推進和發展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呈現《資本論》的當代價值具有重要意義。但《資本論》又不單是一部經濟學著作,它同時還具有哲學的維度,是一部唯物史觀的理論巨著,因而又不能完全局限于經濟學的闡釋維度。從歷史看,對《資本論》的單純經濟學的實證化解讀傾向肇始于第二國際的所謂理論正統。嚴格說來,在作為主要代表人物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甚至普列漢諾夫那里,他們并不否定《資本論》與唯物史觀的統一。但是,當他們把唯物史觀庸俗化為“經濟決定論”時,對《資本論》的經濟學闡釋就實質性地喪失了唯物史觀的哲學高度,從而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降低到它本已全面超越了的古典經濟學水平,更多的是在李嘉圖意義上解讀馬克思的價值理論,[1]因而無法應對來自被馬克思稱為庸俗經濟學流派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攻擊。面對由龐巴維克挑起的論戰,盡管希法亭寫了專門的論戰著作,但馬克思主義陣營基本處于守勢,伯恩斯坦甚至以“邊際效用論”取代了“勞動價值論”,徹底背離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立場。

  然而,在進一步的理論反思中,一些國外學者卻把根源歸結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上的陳舊落后和理論上的不夠實證精確,要求更加徹底地清除黑格爾哲學的影響,以進一步淡化《資本論》的哲學色彩,并在方法論上更為主動地向主流經濟學靠攏,用主流經濟學的實證方法替代馬克思的辯證法。這一理論努力的典型代表就是“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和“數理馬克思經濟學派”。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本身獨特的哲學方法,主張運用分析的實證的現代研究方法重新界定馬克思的問題和理論,以便使其更具“科學”性質。因此,科恩運用分析哲學的方式重構唯物史觀,埃爾斯特和羅默則直接引入了方法論個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同時采用主流經濟學的數學模型化、均衡分析框架等微觀分析方法處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問題。在埃爾斯特看來,“在黑格爾或馬克思那里,并沒有任何真正重要的東西是不能用普通語言和形式邏輯來表達的”。[2]對于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這一理論性質,塞耶斯的如下判斷是準確的:“這個流派的作者都敵視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爾主義色彩,他們企圖在分析哲學的非辯證法(常常確實是反辯證法的)框架中解釋馬克思主義。”[3]數理馬克思經濟學派也將數理分析運用于馬克思經濟學研究,并在吸納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前提下與主流經濟學展開論戰,以維護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森島通夫就轉形問題與薩繆爾森的論戰及其對擴大再生產理論的新解、置鹽信雄在價值理論上的“馬克思基本定理”和關于平均利潤率的“置鹽定理”等,都是頗有影響的理論嘗試。

  在經濟學理論的技術性層面上,《資本論》的經濟學理論定向的現代闡釋有助于提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科學性,呈現《資本論》的當代性意義。但是,《資本論》的科學性及其當代意義并不僅僅體現在經濟理論及其技術性層面上,它同時還體現在《資本論》內在包含的唯物史觀理論以及其分析現代社會的哲學立場與哲學方法中。

  (二)哲學化理論定向的闡釋

  第二國際理論家對《資本論》的實證化闡釋的不足,催生出盧卡奇的哲學化闡釋方式。哲學化的闡釋試圖把黑格爾的辯證法引入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凸顯《資本論》的哲學理論定向,呈現《資本論》的哲學性質及其當代意義。但是,由于對馬克思哲學的基本性質及其與黑格爾哲學關系的不同理解,在《資本論》的哲學理論定向的闡釋中,誕生了諸如黑格爾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唯物史觀)等多種闡釋維度。

  1.《資本論》的黑格爾主義理論定向的闡釋。作為哲學化解讀路徑的開創者,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代表了當時想要通過更新和發展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方法論來恢復馬克思理論的革命本質的也許是最激進的嘗試”。[4]它試圖把黑格爾哲學重新代入馬克思主義,恢復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辯證法,并從《資本論》的拜物教批判出發透視物化現實,重啟無產階級階級意識,找回革命主體。但由于“將總體在方法論上的核心地位與經濟的優先性對立起來”,[5]對物化現實的批判并未上升到價值形式的高度,而是與韋伯的合理化理論連接起來,因而“這種以最激進的方式推斷馬克思主義根本革命內涵的嘗試失去了真正的經濟基礎”,[6]不能深入《資本論》所展開的客觀經濟關系之維,“關于資本主義矛盾和無產階級革命化的論述都不自覺地帶上了濃厚的主觀主義色彩”,[7]陷入人本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泥潭,從而背離了唯物史觀。從物化批判推進到物象化批判,從人的本質異化批判上升到價值形式批判,這是日本學者廣松涉和德國“新馬克思閱讀學派”的巴克豪斯在盧卡奇啟發下試圖超越盧卡奇人本主義傾向的理論嘗試。

  2.《資本論》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定向的闡釋。繼盧卡奇之后,阿爾都塞開啟了一條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化解讀路徑。在阿爾都塞看來,盧卡奇以黑格爾哲學解讀馬克思哲學,不僅導致了主觀主義,而且將辯證唯物主義歸入歷史唯物主義。因此,祛除黑格爾哲學的影響,恢復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地位,成為阿爾都塞對《資本論》進行哲學化解讀路徑的基本理路。為了祛除黑格爾哲學的影響,阿爾都塞提出了影響深遠的“總問題”和“認識論的斷裂”,據此劃分馬克思早期與后期思想、哲學意識形態批判與經濟學批判的界限,凸顯馬克思哲學的辯證唯物主義本質及其與《資本論》的內在關聯,從而開啟了以辯證唯物主義解讀《資本論》的獨特哲學化路徑。針對黑格爾哲學的歷史主義和本質主義,阿爾都塞以結構理論的“總問題”為支撐討論了《資本論》的對象,嚴格與古典經濟學的對象區別開來,批判了古典經濟學的經驗主義和效用體系,顯示出《資本論》所具有的不可還原的客觀結構與理論特質;針對黑格爾的“整體”本質上“絕對不是結構”而是同質性精神的思辨哲學特質,阿爾都塞強調馬克思的“生產關系是結構”,因而主張用“或然的唯物主義”對抗“目的論”,用“多元決定論”或“超決定論”對抗“一元決定論”。某些深受阿爾都塞影響的學者延續著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化解讀,進而以斯賓諾莎資源解讀《資本論》,并從斯賓諾莎的生命政治學中導引出一條激進政治的解讀路徑。[8]

  客觀而言,不論是對于第二國際理論家的實證化經濟學解讀,還是對于盧卡奇的哲學化解讀之癥結,阿爾都塞都有著清醒的認識:“經濟學家所指責的馬克思理論上的缺陷和弱點恰恰是馬克思的力量所在。同時,也正是這一點構成了馬克思同他的批評者以及某些最親近的擁護者的根本區別。”[9]但是,當他試圖恢復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哲學”力量,并把它歸結為辯證唯物主義,并據此從共時性的實體結構或關系結構去解讀《資本論》時,馬克思所要竭力呈現的那個社會關系實體自身的能動展開過程卻消失不見了,我們既看不到馬克思基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對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性回溯,也看不到馬克思對價值形式自我否定性的現實性呈現及其必然性超越。可以說,阿爾都塞對《資本論》的哲學解讀所成就的既不是《資本論》,也不是唯物史觀,而是把《資本論》與唯物史觀割裂乃至對立起來的抽象辯證唯物主義教條,是由之而發生的《資本論》與唯物史觀的對立。

  3.《資本論》的黑格爾主義理論定向的復興。在阿爾都塞及其后學竭力驅逐黑格爾哲學影響時,英美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卻掀起了黑格爾哲學的再次復興。但與盧卡奇訴諸青年馬克思的人本主義解讀路徑不同,他們更多的借助黑格爾的《邏輯學》對《資本論》展開系統辯證法與價值形式的分析,因而被稱為“新黑格爾派馬克思主義”,其勢頭甚至完全壓過了英美本土產生的“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就“新黑格爾派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脈絡看,最早開啟價值形式分析視角的當首推蘇聯的魯賓,而對其產生直接影響的則是德國“新馬克思閱讀學派”。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羅伯特·奧爾布里頓、托尼·史密斯為主要代表的新黑格爾派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新辯證法學派的克里斯多夫·約翰·阿瑟等人,以黑格爾的《邏輯學》對《資本論》進行對照解讀。他們把馬克思“僅僅視作對他敘述方式上的幫助”的“黑格爾邏輯框架”看做“一種本體論意義上的引進”,[10]把《資本論》第1卷與《邏輯學》的存在論、本質論和概念論進行對應,把對價值形式的具體分析轉變為抽象的價值形式分析,從而把《資本論》看做《邏輯學》的翻版,走上了對《資本論》的純哲學化解讀路徑,而且最為徹底地將《資本論》與唯物史觀對立起來。就哲學化解讀路徑對國內學界的影響看,以盧卡奇和阿爾都塞為代表的哲學解讀范式曾經在國內理論界引起巨大反響,并主要影響了20世紀80年代至世紀之交的哲學研究。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哲學界對《資本論》唯物史觀性質及其當代意義的關注,新黑格爾派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新辯證法學派的哲學化解讀路徑在國內學界的影響迅速擴大,并引起眾多學者的呼應。比如,通過對《資本論》與《邏輯學》的互文性解讀,趙敦華基本認同新辯證法學派的觀點:“《資本論》前五章的研究對象和《邏輯學》范疇一樣是‘形式’。”[11]

  4.《資本論》的歷史唯物主義或唯物史觀理論定向的闡釋是一種在國內理論界廣泛流行的闡釋維度。該闡釋維度集中表現在唯物史觀與《資本論》關系上的“推廣應用與反證說”。就其最初的理論表現形式而言,它把馬克思主義哲學革命的發生歸結為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與黑格爾辯證法的結合以及由此而發生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創立,把歷史唯物主義看做辯證唯物主義在人類社會歷史領域的運用,從而把《資本論》看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推廣應用與反證;在其最新的理論表現形式上,它主要強調歷史唯物主義與《資本論》的更為直接的關聯以及在這種關聯中的推廣應用與反證。這一闡釋方式對于推進國內的馬克思哲學與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發揮了不容抹殺的重大理論貢獻,但也存在著可以討論的理論空間。作為一個在國內最有影響力的闡釋方式,“推廣應用與反證說”把唯物史觀的創立看做先于《資本論》研究的一個理論事件,而《資本論》研究的開展則是唯物史觀的推廣應用與反證。就此而言,唯物史觀與《資本論》的關聯還是外在性的,它們之間的內在性關聯并未真正呈現出來。

  總之,從國內外理論界所呈現的《資本論》理論路向的多樣化闡釋維度看,如何理解馬克思哲學的基本性質,如何看待馬克思與黑格爾哲學的關系,既是造成不同闡釋路徑的根源,也是進一步反思和重建《資本論》與唯物史觀內在關聯、呈現《資本論》當代意義的突破口。

  二、唯物史觀的《資本論》指向

  在馬克思發動哲學范式革命、創立唯物史觀并走向《資本論》研究的思想歷程中,黑格爾哲學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理論環節。縱觀馬克思思想的發展歷程,唯物史觀不僅具有鮮明的《資本論》定向,而且是從黑格爾哲學體系中掙脫出來的偉大成果。原則性地呈現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爾環節,重建唯物史觀與《資本論》的內在關聯,是至關重要的。

  (一)唯物史觀的《資本論》問題

  我們通常把《資本論》看做唯物史觀的應用與發展,雖然這一解釋方案在原則上是沒有問題的,但它并不足以呈現唯物史觀與《資本論》之間的內在關聯。因為在這一解釋方案中,唯物史觀的創立常常被看做發生于《資本論》研究之前和之外的一個獨立事件,而后來的《資本論》研究不過是唯物史觀立場方法的運用、發展與反證。但是,縱觀馬克思早期思想的發展歷程,馬克思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44年手稿》)中就已經提出了《資本論》研究的理論課題,而此后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中創立的唯物史觀則不過是破解《資本論》研究必須首先回答的兩個前提性任務的結果。因此,唯物史觀自創立伊始就本質性地從屬于或者服務于《資本論》研究,因而具有鮮明的《資本論》定向。這才是把握唯物史觀與《資本論》內在性關聯的理論切入點。

  《萊茵報》時期所遇到的物質利益困惑是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的源頭;克羅茨納赫時期對這一困惑的反思,使得馬克思明確意識到必須研究關于市民社會的科學即政治經濟學,必須從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上升到對黑格爾邏輯學的批判,必須進一步搞清楚共產主義的本質。《德法年鑒》之后,已經公開宣稱轉向共產主義并旨在為工人解放提供“大腦”的馬克思,開始沉浸于對政治經濟學、黑格爾哲學和共產主義問題的反思。《44年手稿》就是這三大反思的思想匯聚與創造,也是馬克思思想革命的理論發源地,并且孕育出一個重大理論成果:基于對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前提的顛覆,馬克思給自己提出了依據全新理論前提重構國民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大課題。馬克思指出:“正如我們通過分析從異化的、外化的勞動的概念得出私有財產的概念一樣,我們也可以借助這兩個因素來闡明國民經濟學的一切范疇,而且我們將重新發現,每一個范疇,例如買賣、競爭、資本、貨幣,不過是這兩個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開了的表現而已。”[12]這一重要論述乃是《資本論》研究課題的初始表達,它的后續展開就是以《資本論》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同時,馬克思還清醒地意識到,真正開始這一研究必須首先解決兩個前提性的任務:“(1)從私有財產對真正人的和社會的財產的關系來規定作為異化勞動的結果的私有財產的普遍本質。(2)我們已經承認勞動的異化、勞動的外化這個事實,并對這一事實進行了分析。現在要問,人是怎樣使自己的勞動外化、異化的?這種異化又是怎樣由人的發展的本質引起的?”[13]這兩個前提性任務的經濟學意義在于:只有搞清楚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的歷史,即只有搞清楚資本主義的來歷才能研究現實的資本主義;而它的哲學意義在于:兩個相互關聯的前提性任務的解決,同時意味著對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揭示。在這里出現的乃是《形態》的理論必然性,是唯物史觀的創立;正是在《形態》中,借助于“自發分工”的根本性理論環節,馬克思科學地揭示了勞動之成為異化勞動并導致私有財產的根據,并據此描述了私有財產演變為工業資本的歷程,從而不僅決定性地解決了重構國民經濟學理論體系必須首先解決的兩個理論任務,而且由此創立唯物史觀。在歷經《共產黨宣言》和《哲學的貧困》的進一步理論準備后,馬克思開始轉向國民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構,即轉向《資本論》研究。[14]

  據此,我們可以鮮明地看到:唯物史觀具有鮮明的《資本論》定向,即以《資本論》為最終理論成果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乃是貫穿于馬克思思想發展歷程的邏輯主線,而唯物史觀的創立乃是破解《資本論》研究的兩個前提性任務的理論結果,因而它本質性地服從于《資本論》研究課題并在《資本論》中真正呈現;在創立唯物史觀之后,馬克思并未糾纏于對唯物史觀的理論展開與體系建構,而是依據唯物史觀的立場方法迅即轉入《資本論》研究;因此,盡管《資本論》首先表現為一部經濟學著作,但它同時也是一部偉大的哲學著作,是一部唯物史觀的哲學巨著。唯物史觀的《資本論》定向同時還意味著唯物史觀的創立本身并非直接就是馬克思的理論目標;對于馬克思來說,唯物史觀的理論意義并不在于“提供可以適用于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而是“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歷史資料的各個層次的順序”;馬克思因此把基于唯物史觀“著手考察和整理資料”看做“困難才開始出現”的地方。[15]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理論文本,我們并沒有看到任何一部純粹的哲學或唯物史觀專著;馬克思已經意識到“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16]因此他的理論興趣完全不在于把這種“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發展成為哲學巨著,而是以此為據進入那個真正困難的“實際闡述資料”的工作。這就是在馬克思的思想歷程中實際發生的由《形態》向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過渡,而《資本論》就是唯物史觀走向現實世界關注的理論成果,真正的唯物史觀就存在于《資本論》中。如果把唯物史觀看做先于《資本論》課題的自覺并與《資本論》研究相并列的另一個理論目標,就會把唯物史觀看做傳統哲學的延續或一種新形式的純哲學——我們即將看到,這一點與祛除黑格爾哲學對馬克思的實質性影響有關。

  (二)實踐哲學范式的黑格爾淵源

  如果說唯物史觀具有鮮明的《資本論》定向,那么我們同時還必須看到: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來自《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以下簡稱《提綱》)中的實踐唯物主義哲學范式,而這一哲學范式的確立則與黑格爾的否定性辯證法密切相關。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唯物史觀看做從黑格爾哲學中掙脫出來的偉大成果。

  作為天才世界觀萌芽的第一個文件,《提綱》在馬克思早期經濟哲學思想發展進程中的意義體現在:它既是在《44年手稿》中發源并進而在《神圣家族》中醞釀的實踐唯物主義哲學范式的公開宣示,又是即將問世的《形態》的導言。作為對以往理論哲學范式的根本性超越,實踐哲學范式在原則性的高度上規定了新哲學的研究對象、研究路徑和理論場域。新哲學的研究對象不再是與人無關的先在性的自然界,而是在實踐活動中生成的人類社會;它的研究路徑不再是依據某種思想觀念解釋人類社會并把對社會的改變訴諸思想啟蒙,而是從實踐活動出發解釋人類社會的生成,并把對社會的改變訴諸實際地改變現實勞動活動;據此,新哲學的理論場域也就只能是唯物史觀,是依據現實個人的實踐活動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把握。就此而言,唯物史觀不過是實踐唯物主義哲學范式在人類社會領域中的展開與具象化。

  作為唯物史觀的導言,《提綱》絕不是阿爾都塞“斷裂論”意義上的橫空出世;它的全部理論要素幾乎都已經存在于《44年手稿》中,作為《提綱》核心概念的實踐、感性活動無疑源自對黑格爾勞動辯證法的精準把握:“黑格爾的《現象學》及其最后成果——辯證法,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性——的偉大之處首先在于,黑格爾把人的自我產生看做一個過程,把對象化看做非對象化,看做外化和這種外化的揚棄;可見,他抓住了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的人、現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人自己的勞動的結果。”[17]在這個至關重要的理論環節上,費爾巴哈之于馬克思的理論重要性在于他以哲學與神學的對立為前提,指證著黑格爾哲學的思辨神學性質,并把真正的哲學理解為以“‘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作為“基本原則”的“真正的唯物主義和實在的科學”;[18]它意味著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不再是前康德意義上的自然唯物主義,而是把自然界看做屬人的自然界并因而把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作為本質的社會唯物主義。因此,《提綱》中的唯物史觀指向顯然與費爾巴哈有關,但那個對實踐唯物主義哲學范式和唯物史觀而言最為關鍵的實踐活動因素,卻是來自黑格爾的勞動辯證法;而且,馬克思之所以能夠準確地洞悉費爾巴哈哲學的非自然唯物主義的社會唯物主義指向及其直觀性缺陷,也顯然得益于黑格爾的勞動辯證法。正是基于對黑格爾勞動辯證法的繼承與改造,馬克思才本質性地發動了實踐唯物主義哲學范式的革命,并據此開啟出唯物史觀的理論路向與理論場域;換言之,如果忽視或者拋棄了黑格爾的勞動辯證法,我們不僅無法真正理解實踐唯物主義哲學范式的來歷,而且將會不可避免地把唯物史觀再度降低到自然主義的理論水平,從而對唯物史觀做“經濟決定論”的誤讀,并導致唯物史觀與《資本論》的分離與對立。正如我們在《資本論》的實證化經濟學闡釋維度中看到的那樣,當他們把唯物史觀與《資本論》并列或者分離開來時,表面地看來這一理論后果源自它對唯物史觀的“經濟決定論”闡釋,但根本原因卻是由于他們拋棄了黑格爾的勞動辯證法,把歷史唯物主義僅僅看做辯證唯物主義的推廣和應用,并依據辯證唯物主義解釋歷史唯物主義,使歷史唯物主義降格為“經濟決定論”。就《資本論》的純哲學解釋方式而言,在盧卡奇和阿爾都塞那里,他們之所以最終把唯物史觀與《資本論》對立起來,同樣也是由于誤解了或者試圖徹底清除馬克思唯物史觀思想中的黑格爾因素。如果說盧卡奇是由于錯誤地理解黑格爾勞動辯證法對馬克思的影響所在,因而走向對《資本論》的人本主義和主觀主義闡釋路徑,那么對于阿爾都塞來說,他則完全拋棄了黑格爾的勞動辯證法,試圖以辯證唯物主義的“多元決定論”解讀《資本論》,從而更為徹底地把唯物史觀與《資本論》對立起來。

  (三)唯物史觀的理論品格

  黑格爾的勞動辯證法不僅與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哲學范式的偉大創制有關,而且內在地影響到作為實踐哲學范式之展開的唯物史觀的社會辯證法品格;正是這一社會辯證法品格阻止著人們把唯物史觀降格為“經濟決定論”。在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于創立于《形態》并指導《資本論》研究的唯物史觀,馬克思做出了如下經典表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19]在這一表述中,我們不僅看到了唯物史觀的總體性、差異性和歷史性等辯證法品格,而且還可以體會到它與黑格爾否定性辯證法的關聯。

  總體性辯證法是唯物史觀的首要理論品格,它與黑格爾精神生產辯證法[20]的總體性本質密切相關。在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中,總體性的辯證法具有鮮明的思辨性:“意識必須依據對象的各個規定的總體來對待對象,同樣也必須依據這個總體的每一個規定來把握對象。對象的各個規定的這種總體使對象自在地成為精神的本質,而對意識來說,對象所以真正成為精神的本質,是由于把這個總體的每一個別的規定理解為自我的規定,或者說,是由于對這些規定采取了上述的精神的態度”。[21]當馬克思立足于現實個人勞動的辯證法分析人類社會的運行機制時,他也就徹底超越了黑格爾精神生產辯證法的思辨唯心主義性質,但它的總體性特質卻是被堅決地保留下來并給予發揚光大的。馬克思不僅一般性地把一定社會體系在總體上看做由“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是一個“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22]而且特殊性地針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把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看做“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23]在盧卡奇看來,丟棄了唯物史觀的總體性辯證法,是第二國際理論家把唯物史觀庸俗化為“經濟決定論”,并走向《資本論》實證化經濟學解讀路徑的直接理論根源,而造成這一后果的內在根源則是拋棄了黑格爾的總體性辯證法。為此,盧卡奇訴諸再現馬克思的黑格爾理論傳統,恢復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辯證法,并把這一點作為“《歷史與階級意識》的重大成就之一”。[24]在盧卡奇看來,“只有在這種把社會生活中的孤立事實作為歷史發展的環節并把它們歸結為一個總體的情況下,對事實的認識才能成為對現實的認識。”[25]“一個人完全可能描述出一個歷史事件的基本情況而不懂得該事件的真正性質以及它在歷史總體中的作用,就是說,不懂得它是統一的歷史過程的一部分。”[26]這是極為精辟的見解。但是,由于盧卡奇把馬克思的總體性辯證法混同于黑格爾的精神辯證法,并據此得出“不是經濟動機在歷史解釋中的首要地位,而是總體的觀點,使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科學有決定性的區別”,[27]因此他遠離了對經濟事實的分析而訴諸階級意識的啟蒙,把真正意義上的唯物史觀與《資本論》對立起來。

  總體的差異性是唯物史觀辯證法品格的重要規定。總體并非無差別的同一,而是差異性的統一,這是黑格爾否定性辯證法的突出特征。但是,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整整一部《哲學全書》不過是哲學精神的展開的本質,是哲學精神的自我對象化”;[28]作為總體性的各個差異性環節,不過是絕對精神的異在。[29]只有在唯物史觀中,總體的差異性才真正現實地呈現出來。馬克思不僅一般性地把人類社會機體看做由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所構成的差異性總體,而且在據此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時特別強調:“我們得到的結論并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生產既支配著與其他要素相對而言的生產自身,也支配著其他要素。”[30]當阿爾都塞不滿于盧卡奇的混淆,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整體同黑格爾的整體是根本不同的。馬克思主義的整體的統一性完全不是萊布尼茨和黑格爾的表現出來的或‘思辨’的統一性”,不是“本質主義”意義上的統一性時,他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他對唯物史觀的總體性的差異性品格的理解卻是混亂的。當他針對第二國際理論家的“一元論”的“經濟決定論”,把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闡釋為“由某種復雜性構成的、被構成的整體的統一性”,[31]以至于把作為“共同存在的形式”[32]的抽象“整體結構”[33]本身作為決定性因素時,他的這一“超決定論”的解釋方案實則又取消了差異性。他一方面強調必須把“經濟結構‘最終決定’非經濟結構”作為“原則”,[34]但另一方面又主張賦予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哲學和美學等不同“層級”以“自主性”的歷史而強調“多元決定論”,從而從根本上取消了“經濟結構”的決定性地位。[35]我們看到,拋棄生產之對于分配、交換和消費的支配作用而把它們并列起來,這也是自邊際革命發生以來的新古典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實證經濟學走的一條遠低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水平的理論道路。

  唯物史觀同時還具有歷史性的辯證法品格,它開啟出一種根本的歷史性視域。歷史性并非簡單的歷時性或對歷史表象過程的總結,而是首先在于打破所有永恒性的統治而導向對起源的回憶,并在對起源的回溯中揭示出當下現成事物的來歷和性質;歷史性同時表明的還是一種根本的否定性,它“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36]毫無疑問,唯物史觀的歷史性視域與黑格爾的否定性辯證法有著最為直接的關聯;正是黑格爾最早開啟出真正的歷史性,恩格斯甚至把這一點稱為黑格爾的“劃時代的功績”,[37]但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他只是為歷史的運動找到抽象的、邏輯的、思辨的表達”,[38]“全部外化歷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過是抽象的、絕對的思維的生產史”,因此對于黑格爾的歷史性而言,對起源的回溯不過是把每一個中介環節視作絕對精神的同質性異在,而歷史性的否定性則不過是向絕對精神的回歸。精準地領悟了黑格爾的歷史辯證法,同時又洞悉了它的本質性癥結,這是馬克思開啟出唯物史觀歷史性辯證法的理論前提。因此,對于馬克思來說,唯物史觀的歷史性原則就在于:(1)破除種種意識形態統治的神話,顛覆各種知性科學特別是經濟學的范疇統治,呈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來歷及其基本性質;(2)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機制及其內在矛盾的分析,揭示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的必然性,追求人類解放。[39]在這里呈現的乃是唯物史觀以及作為唯物史觀理論場域的《資本論》的雙重歷史性視域:歷史的可回溯性與否定性。唯物史觀的每一個原理與概念都可以回溯到“現實個人的勞動”這一人類歷史的根本前提與基礎,而《資本論》的每一個原理和概念也都可以回溯到由于“自發分工”所導致的“異化勞動”與“私有財產”;它們乃是工業資本、機器大工業勞動及其各種當代存在形式的歷史源頭;而在歷史的可回溯性中彰顯的自然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中介性、暫時性及其自我否定性。據此,《資本論》的唯物史觀性質或者它本質性地區別于并超越于資產階級實證經濟學的理論立場和理論高度得以呈現。

  三、《資本論》的唯物史觀定向

  如果說作為《資本論》理論定向與理論高度的唯物史觀乃是從黑格爾哲學體系中掙脫出來的偉大成果,那么對《資本論》之唯物史觀性質的理解就既要看到黑格爾哲學對于《資本論》的實質性影響,又要看到立足于唯物史觀理論高度的《資本論》對黑格爾哲學的超越,即必須看到,不論是《資本論》的價值形式結構體系,還是它的價值形式分析范疇,抑或它的價值形式分析方法,都已經本質性地超越了黑格爾否定性辯證法的思辨哲學立場。把《資本論》的價值形式分析還原為黑格爾的《邏輯學》,就會把《資本論》與唯物史觀對立起來。

  (一)價值形式結構體系的唯物史觀立場

  作為一部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為對象,旨在“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的輝煌巨著,[40]《資本論》具有嚴謹的理論結構,并構成一個類似于先驗結構的價值形式體系。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談到《資本論》在結構方法上借鑒了黑格爾的《邏輯學》。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馬克思談到“在關于價值理論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41]在法文版序言中,馬克思并不諱言《資本論》尤其是第1卷在體系結構上所具有的“先驗”色彩。[42]恩格斯曾將《資本論》“從商品到資本的發展”與《邏輯學》“從存在到本質的發展”相比照,[43]而列寧也指出“不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學,就不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44]但是,不論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和列寧都曾反復提醒人們:《資本論》的價值形式結構體系只是借鑒了黑格爾《邏輯學》的表達方式,它與黑格爾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存在著本質性的界限。然而,自《資本論》第1卷問世之初,馬克思就注意到“人們對《資本論》中應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并且指出“這已經由對這一方法的各種互相矛盾的評論所證明”。[45]現在,我們仍然可以說:人們對《資本論》中所應用的方法依然理解得很差,這也已經由對這一方法的各種互相矛盾的闡釋所證明。在以第二國際理論家、“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和“數理馬克思經濟學派”為代表的實證經濟學解讀竭力清除《資本論》的黑格爾辯證法因素時,以盧卡奇、[46]“新黑格爾派馬克思主義”和“新辯證法學派”為代表的純哲學化解讀則竭力把《資本論》黑格爾化。[47]

  “新黑格爾派馬克思主義”和“新辯證法學派”只看到了《資本論》與黑格爾思辨哲學或《邏輯學》理論體系的外在相似性,一味強調《資本論》的價值形式結構體系與黑格爾哲學或《邏輯學》的外在相似性,但卻忽視了《資本論》價值形式結構體系的唯物史觀立場,即忽視了馬克思與黑格爾辯證法的本質性區別。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他那里,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48]這種被馬克思顛倒過來的辯證法絕非抽象的形式主義的辯證法,而是作為社會歷史辯證法的唯物史觀。馬克思正是據此談到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的不同,談到不能按照歷史發生的順序排列經濟范疇,“它們的次序倒是由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相互關系決定的”,[49]因而只有采取類似先驗結構的表達方式才能更好地體現研究結論的客觀性。因此,正如國內學者指出的那樣,雖然“整部《資本論》的結構就是一個龐大的被嚴格規定了的經濟范疇體系,各個經濟范疇之間的邏輯順序,看上去好像是先驗地安排的,但其實,它卻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發展及其內在結構的客觀邏輯的反映”。[50]但是,“新黑格爾派馬克思主義”和“新辯證法學派”卻僅僅抓住價值形式結構體系的邏輯形式,而忽視了這一邏輯形式的唯物史觀基礎,甚至把只具有認識論意義的邏輯形式本體論化,從而把《資本論》與黑格爾的《邏輯學》等同起來。這一理論錯誤在阿瑟這里表現得最為突出。阿瑟坦承自己比那種僅僅對二者在結構形式上做對比的做法要更進一步:就《邏輯學》而言,他“對黑格爾的新興趣點主要不在于恢復黑格爾歷史哲學的宏大敘事并將之與歷史唯物主義相聯系,而在于關注黑格爾的《邏輯學》及其如何切合馬克思《資本論》的方法”;[51]就《資本論》而言,盡管“馬克思把黑格爾的邏輯僅僅視作對他敘述方式上的幫助,但對于我來說,黑格爾邏輯框架是一種本體論意義上的引進”,[52]而且“這種相同性是如此真實以致黑格爾的邏輯可明確用于研究資本的現實”。[53]據此,他將《資本論》的理論體系看成了《邏輯學》的理論翻版而與唯物史觀直接對立起來。[54]但是,對于黑格爾而言,他實際上也并沒有把由反思性范疇而通達概念的《邏輯學》單純地看做對思維形式的研究,而是將其看做對人類理性精神成長史的呈現;馬克思據此認為黑格爾具有深刻的歷史感。以此,如果說黑格爾的《邏輯學》與《資本論》的價值形式體系存在著相似之處,那么這種相似處也應當是歷史性敘事——或者按照阿瑟的說法,是“黑格爾歷史哲學的宏大敘事”與“歷史唯物主義相聯系”。但是,當阿瑟明確放棄這一恰當的興奮點而僅只專注于結構形式的相似性時,他也就把《資本論》和《邏輯學》同時降低到了不應有的水平。

  (二)價值形式分析范疇的唯物史觀性質

  如果說黑格爾所揭示的“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乃是有內容的辯證法,那么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把“倒立著的”黑格爾辯證法“倒過來”就是有內容的顛倒,就是破除經濟范疇的抽象統治,把每一個經濟范疇作為那些統治個人的一定現實關系的觀念形式,把由全部經濟范疇所構成的結構體系看做資本主義現實經濟關系的理論表達,這就是價值形式分析范疇的唯物史觀性質。

  早在克羅茨納赫時期,馬克思就已經意識到私有財產對于政治國家的基礎性地位,意識到“無依賴性的私有財產即抽象的私有財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私人,是政治國家的最高構成”,[55]因而正如洛克曼分析的那樣,必須“把黑格爾局限于法權的私有財產分析擴展到社會經濟領域”。[56]在《44年手稿》中,通過在社會經濟領域對私有財產歷史性的分析,馬克思不僅再度確認了黑格爾的“現代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57]而且破除了國民經濟學的私有財產教條,提出了重構國民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大課題,而《形態》則為此初步制定了原則性的立場與方法。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正是據此展開對蒲魯東的批判,揭示出經濟范疇的唯物史觀性質。蒲魯東“把事物顛倒了,他認為現實關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疇的化身”,[58]他不懂得“經濟范疇只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59]自以為用黑格爾辯證法改造了經濟范疇就可改造整個社會。在馬克思看來,“誰用政治經濟學的范疇構筑某種意識形態體系的大廈,誰就是把社會體系的各個環節割裂開來,就是把社會的各個環節變成同等數量的依次出現的單個社會。其實,單憑運動、順序和時間的唯一邏輯公式怎能向我們說明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機體呢?”[60]馬克思的精辟批判完全適用于今天的“新黑格爾派馬克思主義”和“新辯證法學派”。當阿瑟指出“對于我來說,資本與理念相同這一事實,恰恰是批判資本作為顛倒現實的理由,因為在顛倒現實中自我運動的抽象概念占了現實中人們的上風”[61]時,他已經犯了與蒲魯東同樣的錯誤,把經濟范疇與社會關系割裂開來,并反過來把作為抽象形式的經濟范疇看做支配現實社會的力量。這是對《資本論》價值形式分析范疇之唯物史觀性質的嚴重曲解,是馬克思早在《44年手稿》中就已經指出的黑格爾哲學的“非批判的唯心主義”——它同時也必然是“非批判的實證主義”[62]理論錯誤的再現。

  實際上,在《哲學的貧困》之后,不論是在《資本論》手稿,還是在《資本論》中,對于這種已經發生和可能還會發生的曲解,馬克思都已經再次做出了極有針對性的批判與澄清。在《資本論》手稿中,馬克思明確指出,盡管古典經濟學已經區分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但是由于他們不懂得勞動的二重性,因而交換價值依然只是單純的價值形式,貨幣只不過是單純的媒介。在馬克思看來,“把商品歸結為‘勞動’是不夠的,而是應當歸結為具有二重形式的勞動:它一方面作為具體勞動表現在商品的使用價值中,另一方面作為社會必要勞動以交換價值進行計算。”[63]在這里發生的乃是從價值形式向價值實體的深化,同時也是對作為價值形式的社會內涵的挖掘。交換價值或價值不過是抽象勞動或一般勞動的凝結,而抽象的一般勞動并非具體勞動的均化,它本質上“屬于一種社會聯系,這種聯系不是由裁縫縫出來的”。[64]因此,價值形式屬于一定的社會關系,是對一定社會關系下特定勞動活動關系的抽象。正是由于這一重要理論發現,馬克思明確地把商品而不是像古典經濟學那樣把交換價值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開端。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明確指出:價值形式分析是破解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的關鍵,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細胞形式,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價值形式當然是無法直觀的,它們必然來自對現實經濟關系的抽象,因而表現為“客觀的思維形式”——“這種種形式恰好形成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種范疇”;[65]但是,作為政治經濟學的各種范疇,價值形式本身并不神秘,它們既不是純粹精神的,也不具有實體的獨立性,而是一定社會關系的表現形式,因而“只有在這樣的社會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為勞動產品的一般形式,從而人們彼此作為商品占有者的關系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66]“一旦我們逃到其他的生產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籠罩著勞動產品的一切魔法妖術,就立刻消失了”。[67]

  因此,正如奧爾曼正確理解的那樣,“進入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研究領域中的每一個要素都是‘一定的社會關系’。”[68]只有緊緊把握住馬克思的每一個價值形式分析范疇內在包含的與一定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社會關系,我們才能深刻領悟《資本論》價值形式分析的唯物史觀性質;只有把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每一個經濟范疇作為資本主義生產、交換、流通和分配關系的理論表達,才能避免把《資本論》價值形式分析再度理解為凌駕于現實經濟關系之上并反過來支配現實經濟生活的精神力量,才能徹底理清《資本論》的價值形式結構體系與黑格爾“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之間的本質界限,從而不會把《資本論》變成《邏輯學》的理論翻版。

  (三)價值形式分析方法的唯物史觀原則

  歷史性既是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品格,也是唯物史觀的方法論原則;它在《資本論》中的運用與發展,就是貫穿于價值形式分析的中介性和可回溯性的辯證法。它有力地阻止著人們把價值形式分析方法再度拖回到黑格爾的《邏輯學》。

  作為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雙重批判,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貫徹了徹底的中介性原則。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決不能不通過任何中介環節,而把一般的抽象形式同它的任何一個特殊形式混淆起來”。[69]在馬克思看來,“李嘉圖的方法是這樣的:李嘉圖從商品的價值量決定于勞動時間這個規定出發,然后研究其他經濟關系(其他經濟范疇)是否同這個價值規定相矛盾”,問題在于“這種方法跳過必要的中介環節,企圖直接證明各種經濟范疇相互一致”。[70]但是,剩余價值和利潤、商品的價值和生產價格之間,是不能直接關聯和等同的,所以李嘉圖解釋不了“等量資本等量利潤”和“價值決定于勞動”的矛盾;實際上,這要經歷從剩余價值到利潤再到平均利潤的中介環節才可理解。對此,恩格斯曾經做出如下精準評價:“他以勞動力這一創造價值的屬性代替了勞動,因而一下子就解決了使李嘉圖學派破產的一個難題,也就是解決了資本和勞動的相互交換與李嘉圖的勞動決定價值這一規律無法相容這個難題。他確定了資本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就第一個詳盡地闡述了剩余價值形成的實際過程”。[71]

  在價值形式分析中貫徹始終的中介性辯證法,同時也賦予了馬克思價值形式分析的可回溯性;它意味著不僅每一個經濟范疇都可以被回溯到現實的經濟關系,而且每一個高階范疇都可以被回溯到低階范疇,因而由這些范疇所組成的價值形式體系同時也展示出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歷史性。從商品、貨幣到資本的價值形式上升序列,同時意味著資本的可回溯性。因此,馬克思反復提醒人們既不可以“把資本的這些元素形式——商品和貨幣——本身跟資本等同起來”,“把資本的使用價值存在方式——勞動資料——本身說成就是資本”,[72]又要看到資本的歷史前身及其來歷。正如馬克思指出的:“我們前面所考察的經濟范疇,也都帶有自己的歷史痕跡。產品成為商品,需要有一定的歷史條件。要成為商品,產品就不應作為生產者自己直接的生存資料來生產。如果我們進一步研究,在什么樣的狀態下,全部產品或至少大部分產品采取商品的形式,我們就會發現,這種情況只有在一種十分特殊的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才會發生。”[73]馬克思還指出:“勞動并非向來就是抽象的,將勞動變成‘抽象人類勞動’的抽象也不是勞動自己的作為。勞動并不會使自身抽象化。抽象是外在于勞動的,并處于交換關系的特定的社會交往形式之中。”[74]在談到“交換價值”時,馬克思指出:“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下,使用價值才普遍地以交換價值為中介。”[75]在談到“利潤”時,馬克思指出:“利潤是剩余價值的表現形式,而剩余價值只有通過分析才得以從利潤中剝離出來。”[76]

  不僅把每一個價值形式范疇看做是特定社會經濟關系的理論表達,而且據此呈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來歷,處處體現出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起源的回溯,這就是馬克思價值形式分析方法的唯物史觀原則。馬克思正是據此打破了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賦予的經濟范疇的抽象性與永恒性,從而在超越邏輯形式,在實質性的內容層面上,本質性地呈現出《資本論》與《邏輯學》形式分析方法的界限。這也正是被盧卡奇、“新黑格爾派馬克思主義”和“新辯證法學派”遮蔽的至關重要的東西。他們沒有看到,正是唯物史觀在《資本論》中的實質性出場賦予了馬克思的價值形式分析以唯物史觀高度,使得《資本論》不論在結構體系上,還是在價值形式分析的經濟范疇和分析方法等方面,都深刻地凸顯出對黑格爾《邏輯學》的根本性超越。

  總之,我們既不可以忽視甚至祛除黑格爾哲學在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的影響,也不能過分夸大它在《資本論》中的地位;只有既看到黑格爾作為馬克思發動哲學與經濟學革命之必要理論環節的重要性,又看到馬克思對黑格爾思辨哲學的本質性超越,我們才能把唯物史觀看做從黑格爾哲學體系中掙脫出來的偉大成果,才能看到唯物史觀自誕生之初就具有的鮮明的《資本論》定向,以及唯物史觀之在《資本論》中的實質性呈現,建構起唯物史觀與《資本論》的內在性關聯。

  注釋

  [1]正如費徹爾評價的那樣,“在第二國際時期,把馬克思主義視為關于社會歷史整體的辯證闡釋的那種認識消失了”,而“馬克思主義變成了實證主義的變種”。(伊林·費徹爾:《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趙玉蘭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94頁)

  [2]Jon Elster,Logic and Society,Chichester:John Wiley and Sons,1978,p.3.

  [3]塞耶斯:《馬克思主義與人性》,馮顏利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第11頁。

  [4]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任立、燕宏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6頁。

  [5]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15頁。

  [6]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11頁。

  [7]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12頁。

  [8]代表人物有:安東尼奧·奈格里、哈利·克里夫、雅克·比岱和保羅·維爾諾。

  [9]路易·阿爾都塞、艾蒂安·巴里巴爾:《讀〈資本論〉》,李其慶、馮文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第85頁。

  [10]克里斯多夫·約翰·阿瑟:《新辯證法與馬克思的〈資本論〉》,高飛等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2頁。

  [11]趙敦華:《馬克思哲學要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26頁。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7頁。

  [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7—168頁。

  [14]參見卜祥記:《〈資本論〉的理論空間與哲學性質》,《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10期。

  [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頁。

  [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頁。

  [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5頁。

  [18]馬克思指出:“費爾巴哈的偉大功績在于:(1)證明了哲學不過是變成思想的并且通過思維加以闡明的宗教,不過是人的本質的異化的另一種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學同樣應當受到譴責;(2)創立了真正的唯物主義和實在的科學,因為費爾巴哈使社會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同樣成為理論的基本原則;(3)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積極地以自身為根據的肯定的東西同自稱是絕對肯定的東西的那個否定的否定對立起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0頁)

  [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頁。

  [20]對于黑格爾勞動辯證法的思辨性質,馬克思指出:“全部外化歷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過是抽象的、絕對的思維的生產史,即邏輯的思辨的思維的生產史。”(《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3頁)

  [2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8頁。

  [2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頁。

  [2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頁。

  [24]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15頁。

  [25]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58頁。

  [26]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62頁。

  [27]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79頁。

  [2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2頁。

  [29]阿爾都塞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把黑格爾的總體性辯證法稱作“本質主義”的:“黑格爾的總體是簡單統一體和簡單本原的異化發展,這一發展本身又是觀念發展的一個階段。因此,嚴格地說,黑格爾的總體是簡單本原的現象和自我表現。”(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98頁)

  [3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3頁。

  [31]路易·阿爾都塞、艾蒂安·巴里巴爾:《讀〈資本論〉》,第105頁。

  [32]路易·阿爾都塞、艾蒂安·巴里巴爾:《讀〈資本論〉》,第109頁。

  [33]阿爾都塞的“整體結構”本質上乃是抽象的。費徹爾曾經指出:“‘整體是虛妄者’——狄奧多· W.阿多諾在這句話中用簡潔的概念表達了馬克思和黑格爾之間的對立。”(伊琳·費徹爾:《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第17—18頁)在我們看來,費徹爾在這里所展示的馬克思與黑格爾的對立,同樣也適用于馬克思與阿爾都塞;阿爾都塞的所謂“總體結構”同樣也是黑格爾意義上的“整體”,即是作為“虛妄者”的整體。

  [34]路易·阿爾都塞、艾蒂安·巴里巴爾:《讀〈資本論〉》,第110頁。

  [35]就此而言,塞耶斯的如下理解是比較準確的:“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是一條辯證的思路,它與內在聯系的哲學相關。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具有本質性的(即內在的)聯系。單純的一個人、單純的一部機器本身并不是生產力。這些東西要成為生產力,必須考慮到特殊的社會聯系,它們在這個語境中被社會性地作為生產力來使用”。(Sean Sayers,“Marxism and the Doctrine of Internal Relations,” Capital and Class,vol.39,no.1,2015,p.26)

  [3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頁。

  [3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頁。

  [3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1頁。

  [39]對此,費徹爾做了如下基本正確的理解:“雖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構成了一個‘整體’,這個整體結構性地、決定性地滲透在自己的所有部分中,但這個整體并不是‘絕對者’,它的辯證重建的任務并不是把在自身中出現的個體仍然有意識地歸并到整體中,而是恰恰相反:把個體(個人)從整體中解放出來。”(伊琳·費徹爾:《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第17—18頁)

  [4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10頁。

  [4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頁。

  [42]馬克思指出:“當然,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觀念上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22頁)

  [4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23頁。

  [44]《列寧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1頁。

  [4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頁。

  [46]實際上,正如對這一解讀路徑持肯定態度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已經看到的一樣,對《資本論》所做的《邏輯學》底本的純哲學化解讀,在盧卡奇那里就已經開始了。詹姆遜曾經談道:“實際上,資本—邏輯學派可以被看成是試圖給黑格爾的‘形式’賦予具體的階級內容,而在馬克思主義的其他發展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它們的戰略向來是揭示出隱含在階級的、政治的看似經驗性的立場和意見背后的范疇形式。”(Fredric Jameson,“Persistencies of the Dialectic:Three Sites,” in Bertell Ollman and Tony Smith,eds.,Dialectics for the New Century,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8,p.123)在詹姆遜看來,如果說盧卡奇只是在開端上試圖“揭示出隱含在階級的、政治的看似經驗性的立場和意見背后的范疇形式”,那么第二代“以黑解馬”的眾多學者則是“試圖給黑格爾的‘形式’賦予具體的階級內容”,因而更加鮮明地凸顯了價值形式范疇的力量,更加突出地以范疇形式引領《資本論》的純哲學化解讀,因而也更加徹底地把《邏輯學》作為《資本論》的邏輯底本。

  [47]通過《資本論》第1卷價值形式體系與黑格爾《邏輯學》的存在論、本質論和概念論的對應解讀,阿瑟在形式或體系結構上把《資本論》還原為《邏輯學》:“我本人認為資本主義體系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是邏輯關系。這是因為我極其注重交換如何抽去了商品的異質性,并把它們當作一個普遍東西、即價值的諸多實例。這近似于思想的抽象力量的運作方式;它還造就了一種與邏輯形式類似的結構、即價值形式。”(Christopher John Arthur,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Leiden:Brill,2004,p.8)與阿瑟觀點比較接近的羅伯特·奧爾布里頓參照關根友彥的觀點,也認為“資本的辯證法中的流通、生產和分配的學說與黑格爾的《邏輯學》中的存在論、本質論和概念論是平行的”。(Robert Albritton,“Levels of Analysis in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Radical Philosophy,vol.60,1992,p.17)

  [4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頁。

  [4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2頁。

  [50]莊福齡、孫伯鍨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第2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289頁。

  [51]克里斯多夫·約翰·阿瑟:《新辯證法與馬克思的〈資本論〉》,第3頁。

  [52]克里斯多夫·約翰·阿瑟:《新辯證法與馬克思的〈資本論〉》,第12頁。

  [53]克里斯多夫·約翰·阿瑟:《新辯證法與馬克思的〈資本論〉》,第11頁。

  [54]柄谷行人對此評論道:“雖然馬克思采取了黑格爾的敘述形式,但《資本論》的寫作動機卻與黑格爾的思路完全不同。馬克思的敘述絕不可能以‘絕對精神’而告終。”(《跨越性批判——康德與馬克思》,趙京華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8年,第11頁)國內學者也指出:“《資本論》的巨大功績,就在于它既不是把一切歷史變動的最終原因歸結為人們變動的思想,也不是僅僅通過分析來揭示社會生活的物質基礎;它既沒有陷于唯心史觀,也沒有陷于拜物教觀念;而是從勞動的二重性和商品的二因素出發,一步一步地通過各種中介,引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生活內容,直到它的最抽象的思想形式,從而輝煌地證明了社會生活的唯物主義觀點同綜合觀點的內在統一,證實了歷史的唯物論才是研究社會歷史的唯一科學方法”。(莊福齡、孫伯鍨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第2卷,第141頁)

  [5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9—130頁。

  [56]湯姆·洛克曼:《馬克思主義以后的馬克思》,楊學功、徐素華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第83頁;在湯姆·洛克曼看來,這一時期“馬克思和黑格爾之間的這種爭論可以歸結為私有財產上的分歧”。(湯姆·洛克曼:《馬克思主義以后的馬克思》,第83頁)

  [5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5頁。

  [5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頁。

  [5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頁。

  [6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3—604頁。

  [61]克里斯多夫·約翰·阿瑟:《新辯證法與馬克思的〈資本論〉》,第11頁。

  [6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4頁。

  [6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472頁。

  [6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9頁。

  [6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3頁。

  [6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5頁。

  [6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3頁。

  [68]伯特爾·奧爾曼:《馬克思的異化理論》,王貴賢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8頁;維戈茨基也正確地看到了這一點;他認為,在馬克思這里,“任何社會現象,以及表現這種現象的相應的任何范疇,都表現為物質內容和社會形式的辯證的、矛盾的統一”。(維·索·維戈茨基:《〈資本論〉創作史》,劉品大等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頁)

  [6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2頁。

  [7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81頁。

  [7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頁。

  [7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454頁。

  [7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7頁。

  [74]阿爾弗雷德·索恩-雷特爾:《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西方歷史的認識論》,謝永康、侯振武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3頁。

  [7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428頁。

  [7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頁。

作者簡介

姓名:卜祥記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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