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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發展話語的中國語境和語義重置
2020年09月09日 08:0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0年第2期 作者:商紅日 字號
2020年09月09日 08:0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0年第2期 作者:商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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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境和語義的概念來自語言學,有著漫長的生成演化史。其中,語義研究早于語境研究。語義學及語義理論已經從一般語言學中延伸出來,成為一門分支學科或獨立話語體系,而語境學尚在發展之中。在國外語言學界,波蘭籍人類語言學家馬林諾夫斯基于1923年提出并闡述了“語境”概念。20世紀50年代初,馬林諾夫斯基關于語境的論說得到英國語言學家弗斯的繼承和發展,突破了語境即“上下文”(context)的界定,形成“語言與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也叫‘context’”的重要論說。這一拓展性認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使語境發自語義的觀念轉換為將語義置于語境中的新觀念。隨著現代語言學的開創,從結構語言學到轉換—生成語言學,形成了現代語言學的演進路線。這條路線表明,現代語言學越來越走向科學化與專門化,語境和語義的論題也越來越封閉在語言系統里。但20世紀的語言哲學卻呈現了某種反向的態勢。對此,哲學界早有關注,并對這種趨勢給出分析:“語言學家旨在更好地理解語言的內部機制,直到掌握這一機制甚至制造語言,哲學家從理解語言的機制走向理解世界,他不打算制造任何東西,而只是期待一種更深形態的理解生成。”恰是語言哲學在20世紀的出現和發展,使得語境和語義的概念超出了語言學、語言哲學范疇,在文學藝術、傳播學、政治學、法學等諸多學術領域也具有了重要的功能性意義。

  關于語義和語境的關系,語言哲學是在命題的內容與其環境的關系這個范圍內來研究的。其中有一種語義理論認為,“命題內容是依靠這些說話者環境的外在特征而個體化的”,“當物理、社會語言或歷史環境的特征發生變化而其余一切因素保持不變時,該內容的特征也將隨之發生變化”。福柯的話語理論、哈貝馬斯的話語理論及昆廷·斯金納的概念史,特別是斯金納“著眼于語言變化與政治變化關聯的研究”,都已經形成了關于概念研究的豐富而深刻的理論論說。但不無遺憾的是,他們對于語境和語義及其關系并未加以認真討論。現在,當我們回到現代政治學知識生產的主題上來,可以發現語義和語境的關系對于政治知識生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且這種意義也蘊含在政治學學術史豐富的研究案例中。

  一、“政治發展”的原初語境和語義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出現的政治發展概念,是西方政治學家基于特定政治信念,對戰后新的歷史情境中的政治現象作出的理論概括。在形式上,它是對解釋某一類政治現象而形成的理論的總體命名。考慮到“法西斯主義及極權國家的災難性興起,曾將世界拖入戰爭的深淵,而民主政治在戰后卻未能鞏固與擴大其原本取得的勝利”,一批西方政治學家圍繞著“在何種條件下,穩定的、民主的政治發展才有可能出現”這一核心問題展開思考。政治發展概念就是在探究這個核心問題中被工具化、規范化,并獲得廣泛傳播的。

  “二戰”結束至今70余年間,世界范圍內出現了“西方—東方”“冷戰”“南北關系”“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蘇東劇變”等重大歷史情境和一系列歷史事件。各種政治發展理論恰是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中、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影響下產生的。重大事件中也包括學術事件,如“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產生。而這些歷史情境與事件就是政治發展概念與理論產生的語境。這樣,語境的概念一方面表達了事實的總體性,另一方面也強化了“指引性”,即作者對總體性事實的特定指稱,它將人們對一定的文本、思想、論說等的理解、認知、評價首先引向它們的所指。政治發展的諸多命題都指向現代化及發展問題,特別是指向“政治不發展”狀況,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阿爾蒙德和科爾曼于1960年出版的《發展中地區的政治》一書,是代表政治發展問題研究興起的著作。盡管該著并未使用政治發展概念,但全書指向非西方國家的政治系統及其結構的“不發展”狀態,這種狀態正是構成政治發展概念的一種語境。當然,作者所在的“語言共同體”為其提供了另一種可為該共同體成員通用的語境。兩種語境共同作用于政治發展從觀念到話語的形成。

  語義是一事物在明確的語境中所獲得的意義。政治發展概念是對一種政治事物的概括或命名,政治發展的語義就是在不發展狀態的語境中,對發展意義的確認。因此,語義不同于對概念的解釋,概念的內涵或含義往往只涉及該概念的部分語義。在當代西方政治發展理論的代表性研究中,政治發展概念的語義概括起來有三種:一是現代國家標準及其條件,二是現代國家能力及其建構,三是現代國家制度及其效能。

  第一種語義認為,經過變革而建成達到現代國家標準的國家,就是政治發展。具體說,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通過市場化、工業化推進而形成社會分化結構,從中生長出現代政治的功能,由此而形成所謂現代政治系統,便是政治發展。伊斯頓、阿爾蒙德等人是闡釋此種語義的代表。第二種語義認為,通過現代國家組織和秩序的建構而形成政治權威與合法性的政治能力或國家能力就是政治發展。亨廷頓、杰克曼、福山等人是闡釋此種語義的代表。第三種語義圍繞制度及其變遷的論說,將政治發展引向制度設計、制度變遷、制度績效乃至公共行政、公共政策等。這種新制度主義的政治理論又被分化為兩種趨向:一是與上述第二種語義“合流”,或者被第二種語義所吸納;一是走向“治理理論”。

  到20世紀80年代,政治發展研究在西方呈現式微趨勢,而在西方以外國家則剛剛趨熱。“政治發展論者企圖利用特定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工具,或利用西方民主國家的經驗來比較分析不同發展形態和程度的政治變遷及適應問題,最后希望從中建立理論通則。”該種理論包含著鮮明的西方中心論,甚至美國中心論傾向,而通過語境和語義分析更有助于把握政治發展概念及理論的傾向和要旨。

  二、中國政治學與政治實踐對政治發展的語境和語義重置

  20世紀80年代,政治發展理論引入中國。中國政治學界和中國政治實踐對政治發展這一概念作出了多樣的語境和語義的重置。這里首先從學術與學科視域來描述中國政治學知識體系構建過程對政治發展語境和語義的重置狀況。

  在學術層面,數十年的文獻累積,中國學者形成了豐富的研究思考政治發展問題的“生產資料”,建構了獨特的“文本間關系”的語境和語義,從而形成了關于政治發展概念的學術語境和語義重置。所謂文本間關系,指不同文獻之間由作者建構起來的關聯,如與馬克思主義文獻、與各種政治發展理論研究的文獻等建立起來的聯系。文本的改寫、翻譯、引證、分析、接續、呼應(互文)等活動,均會形成文本間關系。一旦某種文本間關系確立,則相應發生語境和語義變化。從根本上說,文本間關系的建立是語境重置的思想活動過程。作者通過這一過程來實現由一種“外部語境”到另一種“外部語境”轉換,或者實現“外部語境”向“內部語境”的轉換。一旦這種轉換完成,語境就被重新設置。如上文所述,語義是在一個明確的語境中某種事物的意義。語境重置以后,同一概念的語義亦然不同或產生差異,進而帶來語義重置。

  借用古代歐洲一位改革者和思想家的話說,“一切術語在從它們原本的語境被轉移到另一個語境時,就變成新的措辭。”當然,“措辭”還可能包含有話語使用上的“策略性”,如臨時性、不確定性等意思,而一旦某個“新的措辭”在這個語境下被人們普遍接受,那么,它就成為一種新的術語,盡管用詞完全相同。不同文化之間術語的“轉移”情況會更復雜一些,但可類比上述情況來解釋。政治發展這個概念,作為一個學術術語就像現代政治學的許多術語一樣,也在中國經歷了如此嬗變。這種嬗變機制便是語境和語義重置。例如,當政治發展與馬克思主義文獻建立起文本間關系,實際上大大擴展了政治發展術語的外部語境,即把政治發展的背景、知識基礎等轉換為人類社會歷史這樣更大的時空語境。于是,政治發展的語義被轉換為普遍原理,即在時間語境中,政治發展是人類政治史的普遍現象,而在空間語境下,不同國家都將面臨政治發展的不同問題。由此可見,經由語境和語義的變換,政治發展術語從原本的用以分析政治不發展而走向真正的政治發展概念,轉變為闡釋宏觀歷史變遷的概念。這一轉換的要義是實現了某種“再命名”與“再定義”,意味著此政治發展事物已不是或不完全是彼政治發展事物。

  在學術與學科話語建構的層面,政治發展概念語境和語義的轉換成為中國政治學知識生產的一個重要途徑。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政治話語通過對域外語詞的語境和語義重置,成功實現了現代政治話語的中國化改造,因而,語境和語義重置是值得總結的中國政治話語構建的重要經驗。需要指出的是,在學術層面,由于研究者的學術思想、學術視野、知識(專業)觀念等諸多差異的客觀存在,致使不同研究者面對政治發展主題時,易于產生不同主觀意圖,從而在相關語境和語義的處理上,可能產生諸多差異甚至緊張。因此,國內關于政治發展研究文獻在語境和語義重置上,并非高度同質化,甚至存在很大差異。對此現象,尚待深入反思與研究。

  在實踐層面,政治發展是用以指導和規范中國現實政治生活的概念,并且已經具有了中國語境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的特定語義。“中國”成為政治發展這個概念的語境,這與政治發展概念原初語境根本不同。這是語境重置的結果。這樣,政治發展的語義必須在區分、識別的維度上,以及在特定話語體系中來理解。其中,有一些標志性、根本原則性命題,為理解中國語境下的政治發展,提供了話語框架:其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其二,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其三,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其四,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其五,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其六,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保證人民當家作主落實到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之中;其七,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這樣的話語體系框架內,提出“為什么是”和“為什么必須如此”的問題,均屬于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需通過艱深的基礎理論研究來獲得學理認知。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將從實踐層面躍升至理論創造的科學層面,因而,在語義探索中將形成學理內容。但從實際生活角度說,政治發展的實踐議程,以及在實踐中需要不斷解決的課題,存在于如何堅持、如何完善、如何鞏固、如何發展、如何拓寬、如何保證等的進一步追問中。由此而論,在實踐推進的意義上,政治發展的語義乃是重要的政策內容。例如,政治發展作為政策總議程,總是存在優先順序的排序問題。考察近40年中國政治發展政策就會發現,在國內層面解決普遍性的人類問題一直處于優先發展序列。所謂人類問題是全球的普遍性問題,一般包括饑餓、貧困、疾病等生命和健康問題,教育、就業、醫療、生育、保障等生存和發展問題,全球大氣治理、生態與環境保護、消除核戰爭威脅及恐怖主義等人類安全問題,解除國家間不平等關系、消除種族歧視、民族不平等、外部強權干預等人類公平正義問題,等等,這些問題事關人類命運。中國將人類問題,特別是根除貧困、提高人民福祉等政策作為優先事項,在政治實踐中重構了政治發展的議程,開辟出一條在不發達國家實現政治發展的獨特道路。

  在中國政治的實踐層次上,政治發展概念語境和語義的重置是如何實現的?從根本上說,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性實踐推進的結果。其中一個重要事件是,改革開放重塑了中國的現代世界觀。這種現代世界觀建立在現代人類現實的共同處境基礎上,通過對現代世界從宏觀世界歷史的“析出”而確認其獨立的歷史意義,探尋破解世界歷史難題的鑰匙。發現現代世界在其歷史過程中鑄成的人類問題,并由世界各國建立起共同解決這些問題的機制,這是中國現代世界觀的基本觀念。在現代世界通向未來的歷程中,每個國家都與這種現代世界及其人類問題的解決建立起開放關系,這是一個重要理念和行動的重要原則。任何與這樣的理念和原則背道而馳的主張與戰略,都將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勢中逐漸陷于孤立。可以認為,在多種不同的世界歷史性的力量都竭力書寫不同的“現代世界”敘事的當下,中國的現代世界思想摒棄機械理性思維,拒絕思想世界的殖民意圖,以現代世界的人類命運為關懷,這大大突破了政治發展理論在其他國家形成和發展的原來語境。改革開放的中國,通過開創歷史性的實踐構筑起現代世界歷史新地標,為政治發展,乃至為現代化建立了中國語境和語義。

  三、作為政治學知識生產范疇的語境和語義重置

  恩格斯曾經指出,“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在這種科學邏輯中,術語的創造是闡釋新原理的途徑與手段。在“術語的革命”中,關鍵的問題已經不是知識認知的問題,而是知識的生產和再生產的問題。語境和語義的重置不屬于知識認知范疇,而屬于知識生產范疇。這里之所以如此強調知識生產,意在強化學術創造意識和尋找發現的可能途徑。

  政治發展的中國語境和語義重置,恰是在政治學的知識生產與再生產的觀念下提出的。我們需要繼續追問的是:語境和語義的重置何以成為知識生產的機制?這里可以基于法國思想家埃德加·莫蘭的一個命題來展開一些討論。埃德加·莫蘭呼吁:“讓我們采用復雜思維吧:整體包含在意義中,但意義是這個整體的一次突現。”這句話是莫蘭通過對語言學觀點的解讀而形成的一個重要命題。在這個命題中,他運用“觀念方法”(即復雜思維),回答了“意義”呈現的方式——“突現”。總結莫蘭的觀點,“突現”有兩種情形,或者說,意義的突現是以下兩個過程統合的結果:一是由于表達“意義”的語言內在于語言系統中,因此在一定語言系統內的“語言活動”過程致使意義突現;二是“語言活動”何以發生?這種語言活動發生后為什么就能夠使意義突現?答案存在于第二個過程里,即“意義”無論對作者還是讀者、無論對言說者還是聽者而言,都是一種心靈與邏輯的機制,“意義不僅調動我們的語言能力,也調動我們的邏輯機器,它在自體(生成—現象)—社會—自我—再組織的多元大機器中突現出來,并通過這部大機器突現出來”。實際上,前一過程嵌入在后一過程之中。這部機器(即前述的“整體”的一部分)因每一個意義事件的要求來構建,因而它存在于意義中;一旦意義通過“語言活動”而形成,意義就由潛在變為現實(整體的一次突現)。這一論證恰是對語境和語義關系的論證。不過,莫蘭的缺陷在于:他對意義本質的闡釋建立在人們對已知世界的絕對掌握基礎上,而經驗表明,已知世界中充滿著無知和未知。如果一對父母現在要給一個新生兒取個名字,盡管已知世界為他(她)們準備了充分資料——一個漂亮的女孩、一部收詞最完整的字典、父母希望名字寓意美麗,并最終確定這個女孩叫艾麗莎——但是,這對父母仍無法知道孩子長大以后是否喜歡這個名字。已知世界的未知項代表著新事物的生成,這個未知項已在已知世界獲得命名,獲得了確定的語境和語義。但是,一旦這個未知項作為一個新事物而生成,它便會以自身為根據來重置語境和語義。從知識生產的角度看,只有重置語境和語義,未知變為已知才具有可能性,因為未知項已經由客體身份轉變為主體身份。

 

  作者:商紅日,上海師范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教授(上海200234)

 

作者簡介

姓名:商紅日 工作單位:上海師范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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