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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瀾與“漢民族形成問題爭論”
2020年08月18日 08:1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7期 作者:張越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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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漢民族形成問題爭論”是20世紀5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語境中的一個獨特案例。范文瀾《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一文引發這一爭論,但該文的最初目的并非與蘇聯學者葉菲莫夫展開論辯,而是旨在糾正舊版《中國通史簡編》的“缺點和錯誤”。范文瀾所說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求“神似”而不是“貌似”、“歷史的具體事實正是有和無的根據”,不僅是他在爭論中所持的基本觀點,更是他致力于糾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存在的教條主義問題時所提示的基本原則。范文瀾慎重考察斯大林民族定義和蘇聯史家觀點對解決中國歷史問題的適用性,基于他對漢民族是在“獨特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獨特的民族”的歷史認識。回顧“漢民族形成問題爭論”始末,對當前的中國民族史等相關問題研究具有啟發意義。

  關鍵詞:漢民族形成問題 范文瀾 葉菲莫夫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

  作者:張越,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 100875)。

 

  1954—1956年間,作為史學界“五朵金花”之一的“漢民族形成問題”形成討論熱潮。與其他幾朵“金花”主要是以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理論論證中國歷史發展階段(古史分期)及相關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不同,“漢民族形成問題”是以論證斯大林的民族理論并不適用(或不完全適用)于解釋漢民族形成問題為出發點的。爭論開始于范文瀾在1954年發表的《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這是因為在當時的學者看來,該文主要結論(“自秦漢起,漢族已經是一個相當穩定的人們的共同體”)既不符合斯大林關于民族是資本主義時代上升時期的產物的民族定義,更不同于蘇聯史家葉菲莫夫的“中國民族”是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間形成的觀點。范文瀾此文所引發的“漢民族形成問題爭論”,從表面上看是對漢民族形成于何時的不同看法的交鋒,實際上則是怎樣處理理論和中國歷史實際間關系的問題,在更深層面還涉及研究與撰述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民族史)以及現實民族政策的制定、民族識別工作的展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凡此種種,使得“漢民族形成問題爭論”成為20世紀5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語境中的獨特案例。

  近幾十年來,已有多位學者對這場爭論作了回顧與研究,基本理清了爭論中各種觀點的依據、主張和話語訴求,明確了由這場爭論所導致的對諸如民族、部族、部落等概念及理論的進一步辨析而對民族問題研究起到的推進作用,認識到這次爭論與之后關于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中國歷史上民族關系的主流、中國的主體民族等一系列民族史問題討論間的內在關系。隨著近年來更多相關史料的出現,更由于在全球化趨向影響下民族問題變得格外突出和敏感、國內外不同的中國民族史研究觀點和研究模式不斷涌現,有必要對六十余年前這場爭論的來龍去脈、范文瀾處理該問題的起因和態度,以及爭論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意義等問題再作深入探討。

  一、范文瀾引發“漢民族形成問題爭論”的起因

  20世紀50年代初,通過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以認識中國歷史問題是知識界的熱點。當時的《學習》《新建設》《新史學通訊》《歷史教學》等雜志均開辟專欄,回答各級歷史教師和歷史愛好者在嘗試運用唯物史觀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過程中遇到與提出的各種問題。其中用斯大林民族理論解釋漢民族形成問題所出現的歧義,率先以此種形式表現出來。

  在《學習》雜志1950年第2卷第1期和第12期上,先后有讀者根據斯大林所說民族是“在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歷史范疇”的觀點詢問漢民族是否是在近百年才形成的。問題提得一針見血、無法回避,因為按照在當時被奉若經典的斯大林民族理論,漢民族將被認為是近百年才形成的,這不僅僅是漢族在“這以前能不能稱為民族”的問題,而是有悖于作為中華民族主體的漢民族早在先秦時期即已逐漸形成、至秦漢時期已基本定型的歷史事實和長期以來人們對此事實的歷史認知,也有可能影響到新政權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剛剛開始的民族識別工作,其潛在影響則是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闡釋發生質疑。這個問題由馬克思主義史家劉桂五和榮孟源二人先后予以解答。劉、榮二人的回答內容大同小異:都是在肯定斯大林民族理論的前提下,找出例證來說明斯大林也曾將資本主義之前的民族稱為民族,再結合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和共同文化的“四個共同”定義,論證漢民族在秦漢統一后就已經形成了。值得一提的是,隨后出版的《學習》雜志第3卷第1期發表了范文瀾的《中華民族的發展》一文,概括性地介紹了包括漢族與“少數兄弟民族”的中華民族在歷史上的發展與變化過程,文中的第二部分題為“漢族是怎樣形成的”,其中明確指出:“嬴政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的以漢族為基干的民族國家,這又是一個有極大重要性的歷史事件,這可以說是偉大中國和偉大中華民族形成的開始。”由范文瀾撰文申明關于中華民族問題的觀點,既說明對中華民族歷史發展過程的闡釋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體系中的核心問題之一,也可看作是對之前《學習》雜志讀者提出漢民族形成問題的又一次正面回應以及對劉桂五、榮孟源的回答的進一步強調。范文瀾此文并未涉及斯大林的民族理論,只是正面論證“以漢族為基干的”中華民族形成于秦統一時期,但是從專門論及“漢族是怎樣形成的”這一做法來看,說明他在那時就已經充分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盡管如此,不同意見依然持續發酵。華崗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初版發行于1940年)在1951年出版了增訂本第1卷,書中指出:“經過殷代以至西周之長期的歷史融鑄,到春秋戰國時代,大約皆已漸次同化,而這到秦漢時代,便以漢族之名,出現中國和世界。”《新建設》雜志發表文章,不同意華崗的觀點,作者依據斯大林的民族理論認為“中國的民族和民族解放運動,也形成和出現在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使封建社會解體并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成長的時期,即鴉片戰爭時代,而不能在它以前”。華崗著文回應說斯大林“并沒有說在封建社會內就沒有形成民族的可能”,并且強調斯大林的民族理論具體所指的是西歐民族,俄羅斯的情況就不一樣,中國的情況也不一樣,“真正的關鍵不在引用,而在怎樣運用它來解決實際問題”。之后《新建設》再發表針對華崗的不同意見,作者根據斯大林的理論堅持“資本主義以前時期沒有并且也不能有民族存在”,而華崗則認定“中國自秦漢以后,便已出現過中央集權,有了國內市場,有了經濟、領土、語言、文化的共同性,所以也就出現了以漢族為主的中華民族”。

  從《學習》雜志上和風細雨式的一問一答,到《新建設》雜志上不同意見針鋒相對的交鋒,盡管涉及范圍和人員有限,但是漢民族形成問題所存在的理論教條與中國歷史實際的矛盾已經十分突出地表現出來,尤其是問題本身又與現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不同觀點間的分歧難有調和余地。加之1954年初又有學者在《新建設》發表了“學習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共同體的理論”的學習札記,全面闡發斯大林的民族形成理論,進一步強調“四個共同”“是構成民族的四個特征”和“在資本主義時期以前,民族是不可能產生和存在的”等要點,說明問題依然在醞釀當中,不過該文主要僅限于對斯大林民族理論的討論,并未及于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問題,因而沒有引發爭議。范文瀾、華崗、榮孟源等資深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已經明確表達了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再深入討論下去,難免會把問題引向對斯大林民族定義的質疑和否定,因此繼續討論存在很大難度。然而1954年蘇聯史家葉菲莫夫文章的發表,客觀上促使中國史家必須在這個問題上明確表態,漢民族形成問題由此引發激烈爭論,遂綻放為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間中國史學界在重大歷史理論問題進行爭論的“五朵金花”之一。

  時任列寧格勒大學副校長、蘇聯研究中國近代史專家格·葉菲莫夫,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位訪華的蘇聯歷史學家,在當時的中國史學界有一定知名度。1952年,葉菲莫夫曾在列寧格勒國立大學——日丹諾夫大學的一次會議上作了《論中國民族的形成》學術報告。同年11月9日,中國科學院邀請作為蘇聯文化工作者代表團成員來訪的葉菲莫夫與中國學者舉行座談會,座談會由范文瀾主持,陶孟和、鄭振鐸、羅常培、翦伯贊、尹達、劉大年等40多人參加。葉菲莫夫在座談會上就蘇聯歷史研究工作的一般情況、蘇聯歷史學家對中國歷史和東方歷史的研究情況、蘇聯科學工作者怎樣進行集體研究、今后中蘇兩國歷史學者如何加強聯系等問題作了發言。1953年2—5月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訪問蘇聯期間,代表團成員劉大年等中國歷史學家在列寧格勒大學與葉菲莫夫有過數次交流。

  1954年4月,由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參事室編輯出版的《民族問題譯叢》第2輯發表葉菲莫夫的文章《論中國民族的形成》,文章核心觀點是:“中國民族曾具有半殖民地國家資產階級民族所固有的許多特點,它是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間形成的。”葉菲莫夫的文章因其作者為權威蘇聯專家身份,更由于此文觀點看似是依照在當時不容質疑的斯大林民族理論和民族定義論證得出,如果任其觀點傳布開來,那么對中華民族發展歷史的解釋可能產生的消極后果必然十分嚴重,這就迫使中國史家必須站出來明確、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和觀點。

  從資歷、威望、地位、影響等多方面因素看,范文瀾或許是挺身而出的最合適人選。距葉菲莫夫文章在《民族問題譯叢》發表僅僅時隔一個多月,《歷史研究》1954年第3期就刊出范文瀾那篇著名的《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明確了漢民族形成于秦漢時期的觀點,引發中國史學界的激烈爭論。

  一般認為,范文瀾此文是針對葉菲莫夫文章而撰寫發表的,事實上并非全然如此。范文瀾在1952年開始重新編寫中國通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范文瀾獲得較好的工作條件,得以廣泛利用延安時期不能見到的圖書資料和前人研究成果,重新編寫中國通史。”“出版時雖曾題為《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但并非延安本《中國通史簡編》的簡單的修訂,而是重新編寫的另一部中國通史。”范文瀾為這部重新編寫的中國通史所寫的“緒言”——《關于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問題》,已確定先期全文發表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1954年7月出刊)中。這篇長達4萬字左右的“緒言”,目的在于糾正“舊本《中國通史簡編》”的“缺點和錯誤”,包括范文瀾對延安本《中國通史簡編》中存在問題的自我批評(非歷史主義的觀點和敘述方法上的不足等)和“增加了一些新的觀點”,其中以闡述古史分期中的“西周封建論”和漢民族形成問題等內容為重中之重。范文瀾看到葉菲莫夫文章后,將此“緒言”中的第七部分“自秦漢起中國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做了個別的文字調整,并增設“中央集權國家即統一國家成立的問題”“自秦漢時起,漢族是否已經形成為民族的問題”兩個二級標題后以《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為題給《歷史研究》,文章比《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提前一個月在《歷史研究》(1954年6月出刊)發表。

  這里交代《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一文撰寫、刊發的經過是想說明:第一,該文并非單獨為文,是范文瀾之前為重新編寫的中國通史所寫的“緒言”中的一個部分即“自秦漢起中國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而早在1950年10月發表的《中華民族的發展》一文中,他即已專門闡述了“漢族是怎樣形成的”這一問題,在新政權建立之后重新看待中國歷史上的基本問題,歷史上的民族問題作為具有學術和政治雙重意義的重要問題成為范文瀾重點討論的對象勢所必然。換言之,即使沒有葉菲莫夫文章在中國發表,包括力主漢民族形成于秦漢時期觀點的《關于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問題》一文也會很快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中發表,并作為《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1編)第3版的“緒言”在一年后出版。第二,從葉文發表時間推測,范文瀾撰寫“自秦漢起中國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這部分時,并未讀到葉菲莫夫的文章(考慮到葉菲莫夫1952年來訪時曾與中國學者進行學術交流,范文瀾或已多少了解到一些葉菲莫夫及相關蘇聯學者所持漢民族形成觀點并在撰寫“緒言”相關部分時有一定針對性),但是他已經認識到用斯大林的民族理論解釋漢民族形成問題與中國史家既有認知間的矛盾,看到簡單套用斯大林民族理論解釋漢民族形成問題時已經出現的偏差。范文瀾在撰寫《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緒言”時,改變了此前撰寫《中華民族的發展》時那樣并未涉及斯大林民族理論和民族定義的做法,而是直接從斯大林的民族定義中進一步論證漢民族形成于秦漢時期的結論。第三,葉菲莫夫的文章并非是促使范文瀾在《歷史研究》發文的唯一原因,充其量只是個導火索。在看到《民族問題譯叢》第2輯發表葉菲莫夫文章后,范文瀾敏銳地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隨即節選出先前已經寫就的“緒言”中第七部分,有針對性地交由受眾更廣、更具權威性的《歷史研究》發表,從而引發關于漢民族形成問題的討論。

  范文瀾的文章發表后迅即引發爭論,不同意范文瀾觀點的意見不出意料地占大多數。即使在范文瀾使用斯大林“四個共同”定義有效論證漢民族形成于秦漢時期完全能夠說得通的情況下,葉菲莫夫的漢民族形成于近代的觀點依然能夠得到大多數中國學者的響應,實在是由當時特定的歷史情狀造成的。對于眾多不同意見,范文瀾沒有直接回應,而是在1955年《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1編再版時,將包含《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的“緒言”收入書中,這也表示他對自己的觀點沒有絲毫改變。刊載葉菲莫夫文章的《民族問題譯叢》則在其第3輯(1954年8月出版)全文轉載了范文瀾《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一文。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即近代史所)在同年11月專門為此舉辦了一次學術討論會,“討論范文瀾所長在‘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三期上發表的‘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的論文”。三聯書店1957年5月將部分討論文章結集出版(即《漢民族形成問題討論集》),所收第一篇文章就是范文瀾此文。作為“五朵金花”之一的漢民族形成問題討論,盡管在當時并未形成統一認識,“這場論戰進行了將近三年的時候,作為一個懸案而掛起來了”,也被后人稱為“一朵被掛起來的金花”,但是上述舉措說明漢民族形成問題討論在各方面引起的高度重視。

  二、貌似與神似:漢民族形成問題爭論的示范性意義

  1951年,范文瀾在《新建設》雜志發表《關于〈中國通史簡編〉》一文,對寫成于延安時期、被后人譽為“20世紀馬克思主義中國通史最著名的代表作”的《中國通史簡編》作了“自我檢討”。文中重點想要表達的是:由于理論修養不夠、材料不足、撰寫時間倉促等原因,《中國通史簡編》“寫的不好”,對書中的“片面的‘反封建’和‘借古說今’所造成的非歷史觀點的錯誤”“因‘借古說今’而損害了實事求是的歷史觀點”以及“缺乏分析”“頭緒紊亂”的敘述方法等不足作了專門討論,他甚至措辭嚴厲地直言這部通史“不久就可以丟掉”。以《中國通史簡編》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中的地位而言,這些“自我檢討”的指歸實際上已超出《中國通史簡編》本身,反映出范文瀾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整體發展的學術期許以及對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存在的問題的反思態度。

  1957年3月,范文瀾應翦伯贊之邀在北京大學歷史系作題為“歷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的學術演講,核心內容是指出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教條主義,“把自己限制在某種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問時間、地點和條件,千篇一律地加以應用。這是偽馬克思主義,是教條主義”。他在演講中提出著名的“‘神似’‘貌似’說”:

  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學習理論是要學習馬克思主義處理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學了之后,要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聯系起來,也就是把普遍真理和當前的具體問題密切結合,獲得正確的解決。問題的發生新變無窮,解決它們的辦法也新變無窮,這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馬克思主義,這才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得其神似。

  如果將上述對《中國通史簡編》的“自我檢討”與此次北大演講作對比,可以看出幾年間范文瀾反思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中存在問題的深入過程;如果聯系到發生在兩者之間的漢民族形成問題爭論,以及范文瀾在這場爭論中所持的觀點與態度,更可以理解他在這次演講中所說的話的分量:“各自的條件不同,蘇聯是那樣結合的,是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是這樣結合的,也是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蘇聯,做法不同,其揆一也,妙處就在這個其揆一也。”“只有反對教條主義,才能學會馬克思列寧主義。不破不立,只有破,才能立。”為了破除馬克思主義史學中的教條主義,在“新變無窮”的各種情況下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范文瀾適時抓住了漢民族形成問題表達自己與眾不同的觀點,此舉除了證明漢民族形成于秦漢時期外,其背后還有“把普遍真理和當前的具體問題密切結合”以達到“學習馬克思主義得其神似”的深層意圖在內。

  葉菲莫夫套用斯大林民族理論,在其文章開頭即寫明:“在列寧和斯大林關于民族問題的作品中指出:民族是在一定的時代中,在資本主義上升時代中所形成的一個歷史的范疇。”由此論證漢民族形成于“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間”。由于此前已有人因斯大林民族理論而質疑漢民族形成問題,雖有榮孟源、劉桂五、華崗等人加以澄清,但問題依然懸而未決,葉菲莫夫文章在中國的發表將會給這些質疑提供有力支持,這無論在學術上還是政治上都會產生負面后果,范文瀾立即表示對此“要說些話”。在他給劉大年的信中說:“大年同志:這篇稿子(即《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引者注)我想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一下……看到葉文,我也要說些話。看《歷史研究》登是否可以。”《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在簡要敘述漢族自秦始皇統一后就已成為“一個相當穩定的人們的共同體”的中國歷史發展大勢后,隨即提到斯大林的“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民族的”觀點,說明“依據這個原理來看歐洲的歷史,毫無疑問是這樣的。因為有了資本主義,某個民族歷來彼此隔絕的各個部分才能夠聯結起來成為一個民族整體”,而中國歷史早在秦漢時期就已形成統一國家、形成漢民族整體。要講清楚這個問題,就必須面對斯大林的民族定義。斯大林說:“世界上有各種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發展起來的,當時資產階級打破封建主義和封建割據局面而把民族集合為一體并使它凝固起來了。這就是所謂‘現代’民族。”葉菲莫夫據此認定漢民族形成于19世紀和20世紀之間中國封建制度消滅與資本主義形成發展時期。范文瀾則指出:漢民族自秦漢形成后當然不是“資產階級民族”,鴉片戰爭后,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仍然沒有成為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因此在中國近代史上資產階級并不是民族的紐帶。也就是說漢民族有它自己的發展過程,并不因為有了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才開始成為民族”。此處的表述非常清楚,即不認同時人理解的斯大林所謂民族是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發展起來的觀點,因為漢民族在封建社會時期早已形成;否定葉菲莫夫所謂“中國民族”形成于近代的結論,認為漢民族有自己的發展過程,漢民族形成于秦漢時期。

  不消說,漢民族形成問題之所以出現爭議,其癥結即在于套用斯大林民族理論論定漢民族的形成時期。從學理層面破除馬克思主義史學中的教條主義,把漢民族形成問題作為“不破不立,只有破,才能立”的具體案例和“學習馬克思主義得其神似”的示范,如上所述,范文瀾發表此文的深刻用意當不僅在于申論漢民族形成于秦漢時期以否定葉菲莫夫的觀點。事實上,范文中并未提及葉菲莫夫其人其文,因為葉文的觀點同樣來自于斯大林的民族定義,而持與葉相似觀點的中國學者亦大有人在,他們的觀點依據也來自權威理論。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認識理論、運用理論,特別是當理論與事實間發生沖突時,究竟應該以理論解釋事實,還是以事實推翻或修正理論,歷史觀點的根據來自理論還是事實?范文瀾給出明確回答:

  歸根說來,漢族在秦漢時已經開始形成為民族……中國近代史證明不曾形成過資產階級民族,似不應以無為有。中國古代史證明漢族在獨特的條件下早就形成為民族,似不應以有為無。歷史的具體事實正是有和無的根據。

  “歷史的具體事實正是有和無的根據”,可以看作范文瀾在1949年后糾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中的教條主義所提示的基本原則。歷史研究不能因適應理論而置事實于“以無為有”或“以有為無”,“有”和“無”必須來自事實而不是來自權威。蔡美彪說:“此說的提出,突破了斯大林民族學說的基本理論,在當時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也正由于此,此說一出,批駁之論即接踵而來,但范老仍處之泰然,因為他自信其說基于中國歷史的實際,并與漢民族的實際狀況相符合。”范文瀾對漢民族形成問題的發聲與論證,即有效闡釋了“歷史的具體事實正是有和無的根據”的原則,也成為之后他所說的學習理論要“神似”而不能“貌似”的生動實例。

  范文瀾在1949年以后重寫中國通史、強調反對教條主義、要求學習馬克思主義要“神似”,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居主導地位后的學術語境發生重大變化有關,特別是涉及諸如歷史上的民族與民族關系、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發展特點與發展階段、近代以來列強對中國主權與領土的侵掠等學術與政治密切相關的重大歷史問題或歷史事件,研究問題的學術視角是建立健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學術體系,現實視角不僅未因學術視角的強化而有所削弱,在一些關鍵性問題上反而更為突出,類似歷史上的民族問題等則可能上升到維護國家利益的層面。劉桂五回憶說:“50年代初,高級黨校聘請一位名叫尼基菲羅夫的蘇聯教授,他來見范老,說要翻譯范老的《中國近代史》,但要范老刪去沙俄侵占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土地的部分,范老當面辨明:我們有充分的材料證明是沙俄侵占,絕不刪改!”范文瀾《中國近代史》1949年修訂版中的第4章“第二次鴉片戰爭·緒言”部分記載沙俄侵占中國領土部分時寫道:“第二次鴉片戰爭時,它(沙俄——引者注)奪取黑龍江以北的領土及東三省黑龍江南岸的大部分土地,還裝做公正保護者,充當《北京條約》的中間人,勒索滿清的酬謝。”但是,查1955年9月出版的第9版范著《中國近代史》的此處記載,已經變為:沙俄“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裝做公正保護者,充當《北京條約》的中間人,勒索滿清的酬謝”,即刪除了沙俄“奪取黑龍江以北的領土及東三省黑龍江南岸的大部分土地”的關鍵字句,并且在書前的“九版說明”中言及“書中所舉的某些外國的殘暴、詭詐等,都是指的那些國家的統治階級侵略者,與各國愛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無涉”。著者雖然“有充分的材料證明是沙俄侵占”中國大片領土而表示“絕不刪改”,但迫于各種壓力仍然對新版《中國近代史》的相關記載有所刪除,還要在“說明”中有所“表示”。類似事例同樣是影響范文瀾學術觀點的潛在因素。

  反觀因《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發表所引發的不同意見,多數人不僅不能接受范文瀾的見解,而且在激烈批評范文的同時竭力維護那些脫離中國歷史實際的或者是尚未完全理解清楚的權威觀點。如有人說:“根據斯大林關于民族問題的原理,就必然得出結論說,中國近代社會漢族形成民族的過程是肯定存在的”,“蘇聯葉菲莫夫同志對中國漢族形成為民族的論點,是比較科學的。”類似說法在漢民族形成問題討論中屢見不鮮,可見斯大林民族定義在當時人們心中的影響力。對于這些觀點,范文瀾雖未再撰文回應,但是他早已在《關于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問題》這樣寫道:“中國通史則需要中國史學工作者自己努力。”此話已充分表達出不能過分迷信外國學者之意。在與蘇聯等國外歷史學者的交流接觸中,范文瀾作為資深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當會比他人更為切實地意識到,中國歷史撰述與對中國歷史問題的解釋,話語權必須掌握在中國史家自己手中。1955年漢民族形成問題討論最熱烈的階段,范文瀾在給蔡美彪的一封信中說:“我從前對蘇聯史學工作者過高地看待了。”這句話說得耐人尋味,可以看出經過漢民族形成問題的討論,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刻地感受到反對教條主義和“不破不立”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這也是他在漢民族形成問題中挑戰蘇聯專家和權威理論且“處之泰然”的一個原因。

  葉菲莫夫文章發表之前,范文瀾已經在其先期撰寫的修訂本《中國通史簡編》的“緒論”中全面論證了漢民族形成于秦漢時期的觀點,這可以視為是他自那時起就已經開始致力于糾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存在的教條主義問題的舉措之一。葉菲莫夫文章在中國的發表以及范文瀾針對該文發表了《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導致漢民族形成問題形成爭論,有一定的偶然性(設若葉文沒有在中國發表,范文瀾可能也不會專文發表在《歷史研究》,大范圍爭論或許不會發生);范文瀾通過對若干中國歷史上具體問題的闡述,以破除歷史研究中存在的教條主義,在1949年之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進程中則有其必然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似不應僅停留在漢民族形成問題爭論本身來解讀這場爭論,還應該認識到在這場爭論的背后范文瀾力圖糾正以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存在的問題、加強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學術建設的深刻用意。對于中國史學而言,不論在何種語境下,范文瀾所說的“歷史的具體事實正是有和無的根據”至今依然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三、一般與獨特:“歷史的具體事實正是有和無的根據”

  “漢族”這個共同體的久已存在,是無人否認的歷史事實。然而對一個民族共同體的定性分析則需要在歷史書寫的理論層面予以解決,所面對的不僅是“漢族”這個單獨的研究對象,原則上要梳理清楚古今中外各種類型的民族共同體,從而得出判斷的標準,再結合某個民族的具體情況加以闡釋,這就構成了史實、材料、理論與現實間的矛盾集合體。對包括漢民族形成在內的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問題的闡釋,一直就是極其復雜的歷史問題。

  至民國時期,“中華民族”的稱謂漸成共識。中國民族史的研究受到學者重視,數部中國民族史專著相繼問世,各種中國通史也非常重視對漢族及各少數民族的形成、發展歷史的闡述。其中,有關漢民族形成問題,更集中于討論“漢族”名稱起源(如華族、商族、華夏族等)以及以漢族為主體包括其他少數民族在內的中華民族在歷史上融合、交往以及矛盾沖突的過程,漢民族形成于何時的問題顯得并不十分突出。

  以民國時期三部最知名的中國民族史著述而言,王桐齡《中國民族史》認為“太古至唐虞三代”是漢族的“胚胎時代”,春秋戰國時期是漢族的“蛻化時代”,秦漢時期是漢族的“休養時代”。呂思勉《中國民族史》“總論”部分介紹“漢族”時認為:“其奄有中國本部,蓋定于秦、漢平南越開西南夷之日。自此以后,其盛衰之跡,即普通中國歷史,人人知之。”林惠祥《中國民族史》指出:“因漢代年祚之久兵力之強與他族接觸之繁,故漢之朝代名遂兼用為種族名,于是華夏之名遂再變。自此以后漢雖滅亡,然漢族之名稱歷代不改沿用至今。”盡管論證的依據、方式各有特點,但是將漢民族的形成視為一個漫長發展過程、到秦漢時期基本確定這一認識是大致相同的。在中國通史撰述中,夏曾佑《中國古代史》認為秦漢時期“漢族遂獨立于地球之上,而巍然稱大國”。張蔭麟《中國史綱》討論的是“周代諸夏與外族”,書中認為漢族是經過夏商周三代“參伍綜錯的同化作用縛結成一大民族,他們對于異族自覺為一整體,自稱為‘諸夏’,有時也被稱并自稱為‘華’。‘中華民國’的‘華’字就起源于此”。錢穆《國史大綱》側重論述華夏文化的發祥和演進,認為自從有了中國歷史便有了漢民族,雖秦統一后“為中國民族之摶成”,但是其形成時間并不是問題,其形成過程才是需要闡明的。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述及上古三代民族形成與變遷時謂之“夏族之擴張”, 而作者在11年之后出版的《中國通史要略》中已改稱“漢族之擴張”,他說:“國史主人,今號中華民族,其構成之分子,最大者世稱漢族。”“中國史者,即漢族與諸族相競爭而相融合為一個中華民族之歷史也。”“漢族之擴張”自黃帝始。總的來看,從“夏族”到“漢族”的變化,反映的是“漢族”和“中華民族”在稱謂上的進一步明確。漢民族在當時被較為普遍地認為形成于上古至周秦之際,到秦漢時期便已基本定型。

  大約在同一個時期,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在民族問題上的闡釋另有特點。1929年,中共早期理論家李達撰寫的《民族問題》出版,作者表示該書“都是根據一般大實踐者的指導原理寫下來的,我自己并沒有參加什么意見”。書中轉述“大實踐者”(即斯大林)的民族定義:“所謂民族,是歷史所形成的常住的人們共同體,并且是因共同的言語,共同的居住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及表現于文化的共同心理而結合的人們共同體。”他并將民族問題置于“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民族解放運動”的話語體系中,認為民族的“發生與發展,是與資本主義發生與發展的時期及地點一致的”。書中并未論及漢民族或中華民族形成問題,但是作者強調“雖然只就一般的民族問題立論,而中國民族問題的大體也可說是包括在內了”,其所述民族的形成“是與資本主義發生與發展的時期及地點一致的”,以及“中國民族問題的大體也可說是包括在內”,已隱約顯示出與前述流行的中國歷史和中國民族史撰述中的漢民族形成之見解并不一致。

  與此相近的觀點是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楊松于1938年在《解放周刊》發表的文章,引用斯大林的民族定義,認為“民族不是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的部落、氏族,也不是封建社會的宗族、種族;而是一個歷史的范疇,是隨著封建主義的崩潰與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從各種不同的部落、氏族、種族、宗教等等結成為近代的民族”;“中國人是一個近代的民族”。這里的“中國人”指的是“代表中國境內各民族”的“中華民族”。該文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中華民族”作出的較早論述,文中所強調的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是漢族和“漢化民族”的共同稱謂、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等觀點,對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民族理論的形成有重要影響,對駁斥日本軍國主義所謂“中國人不是一個民族而是一個地理概念”的侵略理論有著重要現實意義。然而,文中依據斯大林的民族定義把“中國人”視為近代民族,把中華民族的“多元”視為“部落、種族”等觀點,則反映了其認識的不足。事實上,即使套用斯大林關于民族的四個共同的定義,楊松在文中也指出“中國人具有自己特有的民族性、民族文化、民族風俗、習慣等等,中國人的民族文化已有四、五千年的歷史”,這與其“中國人是一個近代的民族”的觀點是自相矛盾的。

  李達寫《民族問題》,目的在于“要了解世界革命和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就必得研究民族問題”;楊松寫《論民族》,目的在于“建立各民族抗日的統一戰線,驅逐日寇出中國,共同去保護中華祖國”。他們主要是依據斯大林的民族理論,在理論和現實政治層面對民族問題進行論述,其重點也不是討論漢民族形成問題。到呂振羽撰寫出版《中國民族簡史》的1948年,土地問題和民族問題成為中國革命進程中需要解決的最為突出的兩大問題。雖然呂著的撰述同樣出于現實目的,但呂振羽是一位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中國民族簡史》是一部歷史著作,這便決定了此書更要從歷史層面梳理中華民族及作為其主體的漢族的產生、發展過程。在這本被稱為“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第一次系統地考察了中國各民族的歷史”的著作中,呂振羽首先明確的是:“漢族是全世界第一位人口眾多的民族,是中華民族的主要部分。中華民族四千年光榮的文明歷史,過去輝煌燦爛的封建文化,是東方文化的主流,對全人類的文明,也有著偉大貢獻。”可以這樣理解這段話的意思:漢族是中華民族的主要部分,中華民族具有四千年的文明歷史,漢族自然也具有四千年的歷史。作者專章論述漢民族形成的歷史:“商族和夏族是后來構成華族(或華夏族)的兩大骨干”,“到秦始皇‘統一’時,他們也都成了華族的構成部分”,“華族自前漢朝的武帝宣帝以后,便開始叫作漢族。”這個過程,與其他中國民族史論著對漢族形成和發展的記述總體上并無太大差別。不過,作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呂振羽,在當時論述漢民族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不可能忽略斯大林的民族是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產物的觀點和“四個共同”的民族定義。這主要表現在他用“四個共同”的民族定義論述近代以來的漢民族特征:“漢族是有固定領土的”,但是抗戰以來,“一小半減弱或消滅了封建剝削”,“在大半的領土上,還是封建買辦法西斯主義的專制獨裁統治”,“漢族的領土還是被分裂為兩種形態”;漢族的經濟生活,“大后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解放區則是新民主主義初期的形態”;文字語言方面,“全國性的、地方性的、階級性的現有語言文字的完全統一,還須經歷一個革命的過程”;漢族在文化心理狀態方面,“是有著共同特征的”,但是存在著新、舊兩種形態。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從嚴格的意義說,漢族還沒有成為一個完全現代化的獨立民族,還表現為兩種社會形態。”可以看出,與李達、楊松等人單向論述民族理論不同的是,呂振羽撰寫中國民族史必然要從史實出發闡述漢民族起源于上古、形成于秦漢時期的歷史事實,只是在論及近代以后的民族問題時使用了“四個共同”的民族定義,并將斯大林所定義的民族視為“現代民族”,以此標準認為漢民族還不是“完全現代化的獨立民族”,從而將斯大林的民族形成“是與資本主義發生與發展的時期及地點一致的”觀點貫徹于對漢民族的解釋中。在今天看來,這種變通并不準確,卻反映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在理論、歷史和現實諸因素中論述民族問題時的矛盾處境。

  綜上,漢民族形成問題很早便已植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體系。漢民族自周秦以來經不斷發展變化而在秦漢統一之后基本形成,這在近代中國史學中是大致相同的看法。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對這個問題之所以出現不一樣的解釋,是在理論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呂振羽、楊松等人對這個問題的解釋與中國的傳統認知和多數中國史家歷史撰述中的觀點存在差異,只是在當時情況下沒有引起過多關注,也沒有因此而形成爭論局面。1949年后,馬克思主義史學居于主導地位,漢民族形成問題順理成章地得以凸顯,破解這個問題亦成當務之急。在范文瀾《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一文中,對當時所理解的斯大林民族定義的兩個要點(即“民族是在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發展起來的”和“四個共同”),前者被否定,后者被接受;因前者得出的結論(即葉菲莫夫的“中國民族”形成于19—20世紀之間)被后者規定的原則所推翻。在當時情況下,范文瀾是在一定程度地認同斯大林民族理論的前提下闡述自己的觀點,于是形成了文章中用中國古典文獻材料肯定“四個共同”原則、用歷史事實否定葉菲莫夫觀點,并由此證明漢民族形成于秦漢時期的表述方式。

  斯大林說:“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個,民族就不成其為民族。”范文瀾用《禮記·中庸》托名孔子所說的“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記載證明,“今天下”就是秦統一以后,“車同軌”對應于“共同經濟生活”,“書同文”對應于“共同語言”,“行同倫”對應于“共同文化”,“長城之內的廣大疆域”為“共同地域”。“依據上述原理來看中國歷史,自秦漢時起,可以說,四個特征是初步具備了,以后則是長期的繼續發展著。”在這里,范文瀾以斯大林“四個共同”民族定義為依據,用“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證實中國秦漢時期的歷史即符合這一理論,從而進一步證明漢民族形成于秦漢時期。這是一個充滿睿智的論證思路,在當時就有人表示贊同:“(斯大林)形成民族的四個要素,在秦漢以后的封建社會里是具備了的,不過因為那是中國特殊的封建社會的產物,就不能以資本主義的標準來衡量。”范文瀾也因此被后人稱為是“運用斯大林關于民族特征的理論分析來證明漢民族形成于2000多年前秦漢時期的第一人”。然而,即使是看似完美地將“四個共同”理論與“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結合在一起,斯大林的“民族是在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發展起來”的定義對于漢民族形成于秦漢時期的結論來說,依然是一個明顯的理論障礙。盡管范文瀾明確表示“中國近代史證明不曾形成過資產階級民族”,對此歷史事實更“不應以無為有”,但是卻不足以消解理論和權威對時人的強勢影響力。范文瀾便以“歷史的具體事實正是有和無的根據”為學理原則,著重闡述中國歷史發展的“獨特性”。

  通觀范文瀾《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一文,“獨特”二字是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詞之一,如:“獨特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獨特的民族”、“中國古代史證明漢族在獨特的條件下早就形成為民族”,“在中國,對歐洲說來,卻是一種獨特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國“有可能變化出一種不同于其他封建制度的獨特形態”,“這樣巨大的民族之所以存在并發展,當然不能是偶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它在獨特的條件下很早就形成為民族。”突出中國歷史發展的“獨特”性,指出中國古代存在著與歐洲等其他“封建制度”不同的獨特形態,相比用“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論證符合于“四個共同”理論,更具一般性意義。盡管已有學者在強調范文瀾“提出秦漢以下的漢族是‘在獨特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獨特民族’……實在是一個值得認真反思的睿見”的同時,也指出“秦統一后的中國歷史條件未必就真‘特殊’,而中華民族很早就形成也未必就很‘獨特’”,但就當時的學術語境而言,突出中國歷史的“獨特”性,恐怕已經是范文瀾試圖破除權威理論的光環所能夠擇取的最好選項了,也可視為范文瀾回避理論難點的策略。從另一方面說,漢民族形成于何時只是一個表面上的問題,在當時,更深層地反映的是怎樣實事求是地從歷史事實出發看待中國歷史的“獨特性”問題,是如何結合經典作家的相關理論闡述中國歷史實際的問題,這與上文所述范文瀾希望糾正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存在的教條主義現象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少數學者持與范文瀾相近的觀點,其具體內容與表述方式則各不相同。章冠英認為,漢民族是在“秦漢以后地主經濟制度的封建社會里的獨特民族階段”,這與范文瀾的觀點有一致之處;作者又說,“資產階級漢民族的出現,是隨著中國資本主義和地主經濟的消長而變化著的”,這與范文瀾的“漢民族不是資產階級民族”的觀點相異。李亞農在1956年3月完稿的《西周與東周》一書中寫道:“由于我們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應該遲到十六、七世紀才出現的各地區的溶合以及民族的聯系,卻早在兩千年前就出現于古代中國,竟使我們的歷史學家們眼花繚亂,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說法。有的說:中華民族是形成于鴉片戰爭時期;有的又說:不,中華民族是形成于明清之際;第三者說:是宋朝;第四個說:是唐代;最勇敢的又說:是秦始皇的大一統之后。說法甚多,但我們并不打算來參加這一爭論,我們只想根據著具體的歷史事實來看一看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具體的歷史事實”可以看作是呼應范文瀾所說的“歷史的具體事實正是有和無的根據”,作者不僅將范文瀾稱為“最勇敢的”,而且其結論也與“最勇敢的”觀點基本一致:“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無可爭議地,在要求形成全國市場的經濟基礎上,出現了一個具有共同的疆域、血統、言語、文化的偉大的中華民族。”然而李亞農所說的秦統一后“要求形成全國市場的經濟基礎”,與范文瀾所說的“獨特的社會條件”也存在差異。另一位資深馬克思主義史家嵇文甫在1954年8月的一次座談會上說,對于漢民族形成問題“范先生的說法和斯大林所說多少有些出入,這一點是范先生自己交代明白的”,“要從事實出發,不要從概念出發”,“一定拘守斯大林對于民族和部族的說法,是不是會陷于從概念出發呢”。嵇文甫在這里雖未明確表態,卻也不難看出他的觀點傾向。呂振羽則私下表示:“關于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問題,我自己也還鉆得不深;但認為我國和世界其他多民族國家有共性,但又有極大的特殊性。”相比于嵇文甫的欲言又止,章、李兩位分別置身爭論圈中和圈外表示同意漢民族形成于秦統一后的觀點,卻有保留地把漢民族形成聯系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意見,更可見范文瀾的“勇敢”。

  因漢民族形成問題的討論而結集出版《漢民族形成問題討論集》,書中收入的7篇討論文章中除1篇文章外,都是據斯大林或葉菲莫夫的觀點反駁范文的;1954年11月在歷史研究所第三所舉辦的關于漢民族形成問題的討論會上,反對意見也占絕大多數。反對意見主要是指責范文瀾的觀點與斯大林的民族是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產物的理論相悖、論證中脫離了民族形成的生產關系和社會物質條件、將“四個共同”的原則機械地照搬于漢民族問題上等,大體都是以斯大林民族定義和是否將社會經濟因素置于首要因素等作為理論或方法論預設,而無視范文瀾所說的“歷史的具體事實正是有和無的根據”。范文瀾文章中所強調的中國歷史發展的“獨特性”,卻被批評者警示“這便有著嚴重的危險性”,并被扣上“特殊民族論”的帽子。倒是刊載過葉菲莫夫文章的《民族問題譯叢》在同年第4輯又刊發了一篇蘇聯學者弗·阿·魯賓寫的評論呂振羽《中國民族簡史》的書評,文章批評呂著“沒有試圖看出古代中國社會所固有的語言一致、領土一致、經濟一致和文化一致的那些要素”,“公元前三世紀末期,當秦始皇首次在政治上統一中國的時候,在創立中國古代社會若干一致的要素中曾進行了一次最大的變革。作者對于秦始皇時代漢族形成的意義估計不足”。這個意見在當時被批評范文瀾的聲音湮沒,在爭論中無人提及。這就難怪有研究者發出感慨:“到底是誰束縛誰?是斯大林的定義束縛了我們的思維,還是我們思維囿住了我們的思考。”

  關于漢民族形成問題的爭論在當時因種種原因并沒有得出一個趨同的結論性認識,但正如有學者所說:“從中國歷史的實際出發,認為漢民族在秦漢時已逐漸形成,而不是如斯大林所說的,必須到資本主義時代才能形成民族。范老在這里提出了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曾在學術界引起熱烈的討論,越來越得人們的認同。”所謂“越來越得人們的認同”,是經過了一段時期的積淀與反思過程后逐漸反映出來的。1986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稱:“在秦漢國家統一的條件下,漢族形成了統一的民族。” 這實際上是對這個問題所作的定論。此后出版的中國通史、中國民族史等相關撰述中,漢民族形成于秦漢時期的觀點得到了較為普遍的認同。如1994年出版的由王鍾翰主編的《中國民族史》寫道:“漢族的前身即先秦的華夏,華夏在戰國已穩定地形成為民族,但還未能統一。”“秦統一以后,繼之以兩漢4個世紀的大統一。華夏不僅形成統一的民族,而且在與其它民族的交往中,其族稱亦因漢朝的影響深遠而被稱為漢人。”徐杰舜認為:“從秦至西漢,這時華夏民族發展、轉化成了漢民族。”陳連開也指出:“漢族,從其起源及其前身華夏的形成,至今已有5000年的歷史。而作為統一的民族和統一多民族中國的穩定的主體民族,其基本特征則形成于秦漢時期。”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認為:“在漢族形成過程及形成以后,漢族的統治階級建立了秦、漢、隋、唐、宋、明等幾個皇朝……”, 也明確了漢族形成于秦、漢的歷史事實。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當年爭論的焦點(漢民族形成于何時)問題看似已塵埃落定,然而這場爭論反映出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和史家對權威理論和觀點的各種態度、對事實與理論和歷史與現實關系的認知等,對回顧和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歷程都有重要價值,對反思目前關于民族史問題的各種建構、解構論也不無啟發意義。

  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問題是當下學術界的熱點問題,圍繞民族的定義、民族的稱謂、民族的形成,對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所建王朝的解釋,中國歷史上的“華夷之辨”與“正統”之爭,內亞游牧社會與南部定居文明的互動關系等問題,中外學者的舊見新說紛至沓來。對比60多年前的“漢民族形成問題爭論”,一些中國學者對各種民族理論的“追隨”或“創新”頗有似曾相識之感。范文瀾在各種壓力下以“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求神似”的原則、結合斯大林民族理論論證漢民族形成于秦漢時期,申明“歷史的具體事實正是有和無的根據”,時下部分學者在有意無意追隨“新權威”和“新理論”的同時,一味突出歷史上非漢民族入主中原后的非漢化舉措及影響,“以有為無”地忽視或無視中國歷史上“中國認同”的多重性、開放性和包容性特征。范文瀾表示“中國近代史證明不曾形成過資產階級民族”,當今有些學者則論證直到近代“民族國家”出現后才有“民族”存在,此前只有“族群”,也不存在“民族融合”,“以無為有”地用“想象的共同體”等概念取代統一多民族的歷史敘事。范文瀾在漢民族形成問題上運用斯大林民族定義的同時再三強調漢民族是在“獨特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獨特的民族”,今日一些學者卻在“一般”與“獨特”已不再成為問題癥結的時候似反而忽略了中國歷史“獨特”的經驗,將國外學界某些學者以其殖民擴張歷史為基礎的若干民族國家理論套用于對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歷史和“中華民族”的解釋體系中。范文瀾指出“中國歷史需要自己的努力”,一些中國學者則更看重“與國際接軌”而跟從外國學者“發現”中國歷史。范文瀾的觀點帶有當時學術語境的明顯印記,然而如何看待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討論過程中各方表達的認知與今天關于民族問題的研究未必沒有關聯。無論如何,范文瀾所提示的“歷史的具體事實正是有和無的根據”等學術原則,不僅沒有過時,反倒是今天學者在討論相關問題時應該銘記與深思的。

 

作者簡介

姓名:張越 工作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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