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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正義概念的兩種用法 ——兼評伍德的兩個誤解
2020年07月27日 07:5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6期 作者:段忠橋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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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在20世紀70—80年代英美馬克思主義學者關于“馬克思與正義”的那場大討論中,時任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的艾倫·伍德提出了一個使不少人感到詫異的論斷——“馬克思并不認為資本主義是不正義的”。伍德的論斷不僅在英美學界引起激烈爭論,而且對我國學者也產生了很大影響。伍德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正義概念存在不少誤解,而糾正這些誤解對于深化我國學者對馬克思正義思想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將通過闡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正義概念的兩種用法,對伍德的兩個誤解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說明。

  一

  從伍德提出“馬克思并不認為資本主義是不正義的”這一論斷的論文,即發表在《哲學與公共事務》1972年第1期的《馬克思對正義的批判》,和為那一論斷作辯護的兩篇論文,即發表在《哲學與公共事務》1979年第8期的《馬克思論權利和正義:對胡薩米的回復》和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的《馬克思反對從正義出發批判資本主義——對段忠橋教授的回應》(以下簡稱《回應》)來看,他在論斷中講的“資本主義”,指的是以資本家剝削工人為基本特征的資本主義分配關系。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分配關系是正義的,還是不正義的?對于這個問題,伍德的回答是“正義的”,筆者的回答則是“不正義的”。在筆者看來,導致我們分歧的一個深層原因,是伍德沒有弄清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相關論述中對正義(或公平)概念的兩種用法。

  在談到資本主義分配關系時,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多次使用正義概念,但卻從沒給它下過一個定義,也沒對它的含義作過任何說明。由此我們只能作這樣的推斷,他們對正義概念的使用是沿襲了當時人們通常的用法,即用它來指稱“給每個人以其應得”。認真閱讀他們的相關論述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對于正義概念實際上有兩種不同的用法。

  第一種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用法。由于正義的含義是“給每個人以其應得”,因此,在涉及資本主義分配關系時,正義是一種道德評價。凡被認為是正義的分配關系,也即要求從道德上予以贊揚的分配關系,凡被認為是不正義的分配關系,也即要求從道德上予以譴責的分配關系。根據歷史唯物主義,道德評價屬于上層建筑中的意識形態,是由一定社會經濟基礎,即生產關系的總和所決定的。以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兩段相關論述:

  馬克思:“在雇傭勞動制基礎上要求平等的報酬或僅僅是公平的報酬,就猶如在奴隸制基礎上要求自由一樣。什么東西你們認為是公道的和公平的,這與問題毫無關系。問題在于在一定的生產制度下什么東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有其獨特的正義原則時,我訴諸讀者對我們所謂正義的‘語法’的理解。依照查士丁尼的經典定義,作為一種一般意義上的德性的正義乃是‘給予每個人應有的部分這種堅定而恒久的愿望’。”阿拉斯代爾·麥金泰爾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認為,“正義是給予每個人——包括他自己——他所應得的東西以及不以與他們的應得不相容的方式對待他們的一種安排。”

  恩格斯:“按照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規律,產品的絕大部分不是屬于生產這些產品的工人。如果我們說:這是不公平的,不應該這樣,那末這句話同經濟學沒有什么直接的關系。我們不過是說,這些經濟事實同我們的道德感有矛盾。”

  從第一段論述來看,馬克思講的“雇傭勞動制”指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公平的報酬”指的是在這一生產關系中處于被支配地位的工人提出的要求,由于工人認為的“公道的和公平的”屬于意識形態中的道德評價,因而它與“在一定的生產制度下什么東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這一涉及生產關系的問題無關。從第二段論述來看,恩格斯講的“產品的絕大部分不是屬于生產這些產品的工人”指的是實際存在的“經濟事實”,也即資本主義分配關系,“這是不公平的,不應該這樣”指的是工人的道德感即道德評價,由于體現為“公平”的道德感屬于上層建筑中的意識形態,它同研究經濟事實的“經濟學沒有什么直接的關系”。

  不難看出,在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用法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講的公平指的是人們對從屬于生產關系的分配關系的道德評價。正是基于這種用法,他們認為不能從公平出發而只能從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和必然趨勢出發,去說明和批判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并一再強調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不是基于某種公平觀念的實現而是基于歷史的必然性。他們還嚴厲批判了以蒲魯東、杜林和拉薩爾為代表的各種小資產階級的或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的正義要求,明確指出無論哪種正義要求都不能用于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政治經濟學,更不能用來指導無產階級革命。關于前一點,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的永恒公平理想時指出:“如果一個化學家不去研究物質變換的現實規律, 并根據這些規律解決一定的問題,卻要按照‘自然性’和‘親和性’這些‘永恒觀念’來改造物質變換,那么對于這樣的化學家人們該怎樣想呢?如果有人說,‘高利貸’違背‘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種種‘永恒真理’,那么這個人對高利貸的了解比那些說高利貸違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關于后一點,恩格斯說,“如果我們確信現代勞動產品分配方式以及它造成的赤貧和豪富、饑餓和窮奢極欲尖銳對立的狀況一定會發生變革,只是基于一種意識,即認為這種分配方式是非正義的,而正義總有一天一定要勝利,那就糟了,我們就得長久等待下去。”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正義的第二種用法,是基于不同階級或社會集團的分配訴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由于資本主義分配關系給處于不同地位的階級或社會集團帶來不同的利益,而“正義”概念本身的含義是“給每個人以其應得”,因此,盡管不同階級或社會集團對“每個人應得什么”存在不同的,甚至截然對立的理解,但他們都把“正義”或“公平”作為自己的分配訴求。以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兩段相關論述:

  馬克思:“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難道資產者不是斷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嗎?難道它事實上不是在現今的生產方式基礎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嗎?……難道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關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種極不相同的觀念嗎?”

  恩格斯:“這樣也就證明了,現代資本家,也像奴隸主或剝削農奴勞動的封建主一樣,是靠占有他人無償勞動發財致富的,而所有這些剝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這種無償勞動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這樣一來,有產階級的所謂現代社會制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公道、正義、權利平等、義務平等和利益普遍協調這一類虛偽的空話,就失去了最后的根據,于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就像以前的各種社會一樣被揭穿: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斷縮減的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龐大機構。”

  在第一段論述中,馬克思表明,不同的階級或社會集團對于“今天的分配”即資本主義分配關系是否公平持有“極不相同的觀念”,資產者斷言的“公平”不同于他本人斷言的“公平”,也不同于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斷言的“公平”。在第二段論述中,恩格斯指出,現代資本家像奴隸主或封建主一樣也是靠占有他人無償勞動發財致富的,但有產階級卻把這說成是“公道、正義”的。

  不難看出,在基于不同階級或社會集團的分配訴求的用法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講的公平指的是不同的階級或社會集團提出的“給每個人以其應得”的分配訴求。正是基于這種用法,他們在談到正義或公平時總要加上“資產者的”“工人的”“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的”這樣的定語,以表明不同階級和社會集團雖然都把“正義”和“公平”作為自己的分配訴求,但由于他們對“每個人應得什么”的理解是不同的,他們講的正義或公平在內容上是各不相同的。

  二

  仔細讀一下伍德的三篇論文我們可以發現,他雖然沒有弄清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正義概念有兩種用法,但實際上也是基于這兩種用法來闡釋和使用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正義概念的。

  我們先來看看伍德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用法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正義概念所作的闡釋:

  第一,正義是一個司法或法律的概念。伍德指出,“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正義’(Gerechtigheit)從根本上講是一個司法或法律(rechtlich)的概念,一個與法律(Recht)和人們在它之下擁有的權利(Rechte)相關的概念。對他們來說,權利和正義概念是從司法的角度判斷法律、社會制度和人類行為的最高理性標準。”雖然馬克思從未表明法律的范圍有多大,但所有這方面概念的核心作用都與政治或司法制度相關,而這些制度的功能就在于通過施加某種社會強制性指令來規范個體或群體的行為。因此,“當某事被稱作‘不正義的’,或是聲稱一種行為侵犯了某人的‘權利’時,人們就會向司法機構提出某種訴求,要求它們以通常采取的方式,或以如果它們要履行其名副其實的社會職能所應采取的方式去行事。”

  第二,正義“是‘從司法角度判斷社會事實合理性的最高標準’”。對于“司法角度”意指什么,伍德是這樣解釋的:社會生活的基礎在于物質生活的社會生產,這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命題;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中把物質生產方式確立為法律體系及其相關概念得到真實證明的基礎;但恩格斯認為,人們并沒有(而且對大多數人來說,迄今仍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相反,“他們看待社會生活的基本前提是,法律或權利(Recht)以及法權或司法概念(Rechtsbegriffe)的立足點是獨立于這些物質條件的,這就是在第一個命題中被我稱為‘司法角度’的內容。” 由于從屬于司法角度的合理性標準并非獨立于物質生產方式,相反,這些標準的內容是建立在現存生產關系的基礎上,“因此,權利和正義這類概念,乃是從有限的司法角度出發、對社會生活的一種扭曲而含混的表述。”

  第三,正義是每種生產方式衡量自身的標準。伍德指出,“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馬克思的論述中,正義概念乃是從司法角度對社會事實的合理性的最高用語。然而,這種觀點卻總是一種依賴特定時期生產方式的政治權力或國家領域的觀點。”說得具體一點就是,正義作為衡量社會事實合理性的最高標準,只是在特定的生產方式背景下呈現于人類思維中的標準。例如,在古希臘奴隸制社會中,擁有奴隸被認為是正義的,高利貸行為則被認為是不正義的,然而,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直接的奴役行為卻是不正義的,而放貸取息則是完全正義的。因此,“正義不是抽象的人類理性衡量人類行為、制度或其他社會事實的標準。毋寧說,它是每種生產方式衡量自身的標準。”

  第四,正義只服務于統治階級的利益。伍德認為,對于馬克思來說,如果一種生產方式是建立在階級剝削的基礎上,那么,這種生產方式中的正義制度,就可能會以被壓迫者為代價而滿足壓迫者的需要。“因為我們可以論證說,如果一種交易是從現存的生產關系中自然產生的、與流行的生產方式相適應并在其中發揮具體作用,那么,它必然會服務或傾向于服務這種生產方式下的統治階級的利益,它必然會增進或傾向于增進現存秩序的安全和穩定。”

  可以看出,伍德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正義概念的這些闡釋,與筆者講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正義概念的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用法既存在一個明顯的共同之處,即都認為正義屬于上層建筑;也存在一個明顯的不同之處,即伍德認為正義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是一個法權概念,筆者則認為正義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是一個道德概念。

  筆者在《辨析》一文中已經表明,伍德將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正義概念說成是法權概念的依據,只是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中講的一段話,而他對那段話的解讀是錯誤的,因而他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筆者將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正義概念理解為道德概念的依據在前邊已給出,即在馬克思恩格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用法中,“不公平的,不應該這樣”被視為一種“道德感”。

  正義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是一個法權概念還是一個道德概念,是一個必須弄清的至關重要的問題,因為它直接關涉伍德的論斷,即“馬克思并不認為資本主義是不正義的”能否成立。

  按照伍德的闡釋,正義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是一個司法概念,而司法又是與政治國家直接相關的制度。由此出發,他論證說,“在馬克思看來,政治國家以及與社會公共規則相聯系的法律和權利概念既是由流行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也是這種生產方式的異化的投影。”因此,正義只服務于流行的即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正如馬克思所解釋的,資本主義交易的正義僅僅在于它們在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在于資本主義的占有和分配與服務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正義標準是相適應的。”由于正義只服務于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而且只服務于代表這一生產方式的統治階級的利益,因此,“馬克思并不認為資本主義是不正義的”。

  然而,正義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并不是一個司法概念,而是一個道德概念。根據歷史唯物主義,道德屬于上層建筑中的一種意識形態,是以善或惡,正義或不正義,公平或不公平等評價方式來調整人們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道德的這一特征決定了,它既可體現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的要求,也可體現不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的要求,用馬克思的話來講就是,“財產的任何一種社會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與之相適應”。道德的這一特征還決定了,它既可體現為在一定生產方式中處于支配地位的階級或社會集團的要求,也可體現為在一定生產方式中處于被支配地位的階級或社會集團的要求,對此,恩格斯講得非常清楚:“如果我們看到,現代社會的三個階級即封建貴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么我們由此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而社會直到現在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以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它或者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辯護,或者當被壓迫階級變得足夠強大時,代表被壓迫者對這個統治的反抗和他們的未來利益。”

  如果說正義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是一個道德概念,不同階級或社會集團所說的正義是各不相同的,那伍德斷言“馬克思并不認為資本主義是不正義的”就是難以成立的。這是因為,處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無產階級也有自己的正義要求,站在無產階級一邊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絕對不會認為資本主義是正義的,相反,他們必定認為資本主義是不正義的,對此,恩格斯有一段明確的論述:“現今的制度使寄生蟲安逸和奢侈,讓工人勞動和貧困,并且使所有的人退化;這種制度按其實質來說是不公正的,是應該被消滅的。”

  三

  我們再來看看伍德基于不同階級和社會集團的分配訴求的用法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正義概念的闡釋和使用。仔細讀一下伍德的三篇文章我們可以發現,他先后談到出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七種不同階級或社會集團所訴求的分配正義。

  一是社會主義思想家講的正義:“社會主義思想家(例如皮埃爾·蒲魯東和斐迪南·拉薩爾)確實因為資本主義的不正義而譴責它,或者提倡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以確保正義、平等或人權。”他們指出,工人為了一份相對固定的薪水而受雇于資本家,由資本家提供工具和原材料——亦即馬克思所說的生產資料——并在勞動過程中通過使用它們而消耗其價值。但是,在這個過程結束時,工人所生產的商品價值卻要比支付給他的工資價值以及生產資料所消耗的價值的總和多得多,因此,“在這些社會主義者看來,被馬克思稱為剩余價值的這部分價值,被資本家占有就是不正義的。”

  二是李嘉圖式的社會主義者講的正義:“馬克思拒絕支持某些李嘉圖式的社會主義者的論點,他們認為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交換是不正義的,因為他們的交換不是等價的。”

  三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講的正義:根據馬克思的觀點,支付給工薪工人的一般是其勞動力的全部價值,而“依據李嘉圖的公式和商品交換的最嚴格規則,這是一種正義的交換,因為正義的交換是一種等價物的交換”。

  四是英國銀行家和經濟學家吉爾伯特講的正義:“馬克思在上下文中所表明的是,吉爾伯特試圖通過宣稱這是‘自然正義的’來解釋為什么借入資本的利息要付給貸款人。”

  五是小資產階級講的正義:小資產階級講的生產方式馬克思有時稱之為個人的、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在該制度下,“勞動者占有自己產品的全部價值,任何人剝奪這部分價值(比如說,通過欺詐性交換或是搶劫)對他都是不正義的。”

  六是工人群眾所講的正義:“馬克思拒絕接受‘公平的工資’和‘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這樣的口號,因為他認為工人已經接受了這些口號所要求的東西。”

  七是馬克思本人講的正義:權利和正義從來都是建立在現存的生產關系的基礎上,“一個交易與之相符合,就是正義的;一個交易與之相矛盾,就是不正義的。世界上沒有在此之上或是超出它之外的正義標準。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剝奪——資本家的搶劫或盜竊,工人必須交給資本家的貢品——符合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符合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生產關系。因此,根據馬克思的正義概念,資本家應當搶劫工人以及工人應當被迫向資本家進貢,乃是完全正義的。”

  不難發現,伍德講的前六種不同階級或社會集團所訴求的分配正義,都與筆者講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不同階級和社會集團的分配訴求的用法有明顯的共同之處,即正義在他們那里意指的都是“給每個人以其應得”,都是一種道德評價,盡管由于對應得什么的理解各不相同,他們的分配訴求,即他們講的正義,在內容上實際上是各不相同的。但第七種,即馬克思講的正義,卻與筆者講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不同階級和社會集團的分配訴求的用法明顯不同,因為它的含義不是“給每個人以其應得”,而是一種交易(即資本家剝削工人的交易)與現存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相符合,進而言之,它不是一種道德評價,而是一種事實判斷。

  伍德對馬克思正義概念作這種闡釋的唯一的依據,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的一段話,而筆者在《辨析》一文已經表明,他對那段話的解讀是錯誤的,因而他的闡釋是不能成立的。筆者在這里要進一步指出,伍德之所以在《回應》一文中仍堅持他的闡釋,是因為他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不同階級和社會集團的分配訴求的用法存在一種誤解,即馬克思從來沒有,而且也不會對資本主義是否正義發表看法,用他自己的話來講就是,“關于資本主義正義或不正義的問題,馬克思幾乎沒有說什么。……根據筆者對馬克思的解讀,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對馬克思來說,對于資本主義制度是正義的還是不正義的無論是做解釋還是做評價,都幾乎沒有意義。”然而,實際的情況卻絕非如此。以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兩段相關論述。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分析勞動和資本的關系時明確指出,“認識到產品是勞動能力自己的產品,并斷定勞動同自己的實現條件的分離是不公平的、強制的,這是了不起的覺悟,這種覺悟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產物,而且也正是為這種生產方式送葬的喪鐘,就像當奴隸覺悟到他不能作第三者的財產,覺悟到他是一個人的時候,奴隸制度就只能人為地茍延殘喘,而不能繼續作為生產的基礎一樣。”馬克思這里說的“認識到產品是勞動能力自己的產品,并斷定勞動同自己的實現條件的分離是不公平的、強制的”,無疑是指當時工人對資本主義剝削的道德評價。從馬克思對這一道德評價的贊揚——“了不起的覺悟”可以推斷,馬克思本人是高度認可這一道德評價的;而“認識到產品是勞動能力自己的產品”無疑含有這樣的意思,即工人的勞動能力是屬于工人自己的,因而勞動產品應歸工人所有,資本家依靠對生產資料的占有而無償占有工人生產的剩余產品,因而是不公平的。這段話表明,馬克思不但也認為資本主義剝削是不正義的,因為它無償占有了本應屬于工人的剩余產品,而且還高度評價了工人的這種覺悟,因為它是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送葬的喪鐘。

  恩格斯在1884年寫的《馬克思和洛貝爾圖斯。“哲學的貧困”德文版序言》中講了這樣一段話:

  李嘉圖理論的上述應用,——認為全部社會產品,即工人的產品屬于唯一的、真正的生產者,即工人,——直接引導到共產主義。但是,馬克思在上述的地方也指出,這種應用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因為這只不過是把道德運用于經濟學而已。按照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規律,產品的絕大部分不是屬于生產這些產品的工人。如果我們說:這是不公平的,不應該這樣,那末這句話同經濟學沒有什么直接的關系。我們不過是說,這些經濟事實同我們的道德感有矛盾。所以馬克思從來不把他的共產主義要求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的、我們眼見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潰上;他只說了剩余價值由無酬勞動構成這個簡單的事實。但是,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東西,在世界歷史上卻可以是正確的。如果群眾的道德意識宣布某一經濟事實,如當年的奴隸制或徭役制,是不公正的,這就證明這一經濟事實本身已經過時,其他經濟事實已經出現,因而原來的事實已經變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維持了。因而,在經濟學的形式的謬誤后面,可能隱藏著非常真實的經濟內容。

  這段話中的“李嘉圖理論的上述應用,——認為全部社會產品,即工人的產品屬于唯一的、真正的生產者,即工人,——直接引導到共產主義”是就什么而言?對此,恩格斯作了這樣的解釋:“現代社會主義,不論哪一派,只要從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出發,幾乎沒有例外地都同李嘉圖的價值理論相銜接。李嘉圖在1817年他的‘原理’中,一開頭就提出兩個原理:第一,任何商品的價值僅僅取決于生產這個商品所需要的勞動量,第二,全部社會勞動的產品分配于土地所有者(地租)、資本家(利潤)和工人(工資)這三個階級之間。在英國,早在1821年,就已經從這兩個原理中做出了社會主義的結論,并且有一部分提得這樣尖銳和這樣果斷,使得那些現在幾乎完全被忘記了的、很大一部分靠馬克思才再次發現的文獻,在‘資本論’出版以前,一直是不可超越的東西。”說得再具體一點就是,對于李嘉圖的商品的價值決定于勞動時間的原理,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提出了這樣的非難:“如果一個產品的交換價值等于它所包含的勞動時間,一個勞動日的交換價值就等于一個勞動日的產品。換句話說,工資應當等于勞動的產品。但是實際情形恰好相反。”這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李嘉圖的這種非難后來被社會主義者抓住了。“他們假定這個公式在理論上是正確的,責備實際與理論相矛盾,要求資產階級社會在實踐中貫徹它的理論原則的臆想的結論。英國的社會主義者至少就是這樣把李嘉圖的交換價值公式倒轉過來反對政治經濟學。”

  從恩格斯的這段話可以看出,他講的“我們”,指的是馬克思和他本人;“產品的絕大部分不是屬于生產這些產品的工人”,指的是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即前者無償占有了后者生產的剩余產品;“我們”說資本主義剝削“是不公平的,不應該這樣”,是基于“認為全部社會產品,即工人的產品屬于唯一的、真正的生產者,即工人”這樣一種道德意識,這種應用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因為這只不過是把道德運用于經濟學而已;馬克思(以及恩格斯)從來不把他們的共產主義要求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而是建立由經濟學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的、他們眼見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潰上,所以,“馬克思只說了剩余價值由無酬勞動構成這個簡單的事實”;道德意識不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因為“在經濟學的形式的謬誤后面,可能隱藏著非常真實的經濟內容”。從這段話我們可以推斷:雖然馬克思、恩格斯反對當時的社會主義者把道德運用于經濟學的做法,但他們并不反對后者的道德意識,并且認為這種道德意識是有意義的。進而言之,馬克思恩格斯同當時的社會主義者一樣,也認為資本主義剝削是不公平的,其理由也是“產品應當屬于真正的生產者”。從這段話還可以推斷,馬克思以及恩格斯之所以很少談及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是不正義的,以及為什么是不正義的問題,這首先是因為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已多次談過這一問題,而且他們認同這些人的看法;此外還因為,他們認為共產主義的實現不是基于某種道德意識,而是基于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性,因而不能只停留在對資本主義剝削的道德譴責上,而應超越這種道德譴責去深入研究揭示這種客觀必然性的政治經濟學。

  四

  筆者在《辨析》一文提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剝削是不正義的“并無明確的表述,而只是通過他在相關論著中多次把資本占有剩余價值說成是對工人的‘盜竊’和‘搶劫’間接地表明了他的看法。”馬克思之所以認為資本占有剩余價值是不正義的,說到底是因為“工人是他自己的勞動時間的正當的所有者”。伍德反對筆者的觀點,他在《回應》一文中說道:“然而,我們應該更仔細注意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上的說法。政治經濟學家阿道夫·瓦格納(Adolph Wagner)聲稱,馬克思之所以認為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占有是錯誤的或不恰當的(Ungebührlich),是因為馬克思覺得,靠資本賺錢是‘對工人的搶劫’。就像‘段文’一樣,瓦格納也從‘馬克思認為剩余價值是搶劫’這個前提出發,推出如下結論,即馬克思認為資本對剩余價值的占有是不恰當的或錯誤的。因此,‘段文’對馬克思的解讀就跟瓦格納的并無二致。如果‘段文’是對的,那么馬克思就應該贊成瓦格納的推論,即如果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占有是‘搶劫’,那么這種占有就是錯誤的、不正義的。可是,馬克思同意瓦格納對他的觀點的論述嗎?不,他不同意。馬克思對瓦格納非常不滿。他抗議瓦格納對他觀點的誤解,因為瓦格納把并不屬于馬克思的觀點強加到馬克思的頭上。瓦格納甚至是一個‘蠢漢’ (Dunkelmann),他混淆了真實情況,錯誤地表達了馬克思的看法。”故此,馬克思是這樣回應瓦格納的:

  這個蠢漢偷偷地塞給我這樣一個論斷:只是由工人生產的“剩余價值不合理地為資本主義企業主所得”。然而我的論斷完全相反:商品生產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必然成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按照商品生產中占統治地位的價值規律,“剩余價值”歸資本家,而不歸工人。

  在筆者的論述中,“資本家的利潤”事實上不是(像瓦格納說的——引者注)“僅僅對工人的剝取或‘掠奪’”。相反地,筆者把資本家看成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的職能執行者,并且非常詳細地指出,他不僅“剝取”或“掠奪”,而且迫使進行剩余價值的生產,也就是說幫助創造屬于剝取的東西;其次,筆者詳細地指出,甚至在只是等價物交換的商品交換情況下,資本家只要付給工人以勞動力的實際價值,就完全有權利,也就是符合于這種生產方式的權利,獲得剩余價值。

  伍德還強調指出,“請特別注意我這里引用的最后一句話。在第一部分,即分號之前,馬克思同意說,剩余價值涉及‘剝取’和‘搶劫’。但就在這一句的結尾,馬克思卻斷言,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只有等價物的交換,而且資本家‘完全有權利,也就是符合于這種生產方式的權利’獲得剩余價值。”

  在筆者看來,伍德引用的馬克思的這兩段話,以及他對這兩段話的解讀并不能構成反對筆者的觀點的論據。

  讓我們先看第一段話。它是馬克思在分析、批判瓦格納關于“個體經濟中的費用”的觀點時,順帶講的一段話。具體說來就是,瓦格納在闡述其觀點時偷偷塞給馬克思一個論斷(馬克思還特別指出,是在瓦格納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114頁的注釋3中),即只是由工人生產的“剩余價值不合理地為資本主義企業主所得”。在這段話中,馬克思一方面揭露了瓦格納的拙劣做法,另一方面表明,他的論斷則完全相反: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是更高階段的商品生產,而按照商品生產中占統治地位的價值規律,即商品等價交換的原則,剩余價值歸資本家而不歸工人。

  讓我們再看第二段話。它是馬克思針對瓦格納的一個錯誤說法,即“只要這類證據還沒有{換句話說,只要資本主義經濟存在著},資本家的利潤事實上也{瞧,這里露出了馬腳}是價值的‘構成’因素,而不是像社會主義者所想的那樣,僅僅對工人的剝取或‘掠奪’”,所講的一段話。這里需要指出,伍德在引用這段話時有意略去了具有重要意義的最后一部分。以下是馬克思的這段話,加下劃線的部分被伍德略去:

  什么叫“對工人的剝取”,剝取他的皮,等等,無法理解。但是在我的論述中,“資本家的利潤”事實上不是“僅僅對工人的剝取或‘掠奪’”。相反地,我把資本家看成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的職能執行者,并且非常詳細地指出,他不僅“剝取”或“掠奪”,而且迫使進行剩余價值的生產,也就是說幫助創造屬于剝取的東西;其次,我詳細地指出,甚至在只是等價物交換的商品交換情況下,資本家只要付給工人以勞動力的實際價值,就完全有權利,也就是符合于這種生產方式的權利,獲得剩余價值。但是所有這一切并不使“資本家的利潤”成為價值的“構成”因素,而只是表明,在那個不是由資本家的勞動“構成的”價值中,包含他“有權”可以占有的部分,就是說并不侵犯符合于商品交換的權利。

  不難看出,在嘲笑了瓦格納使用“剝取”這一不當之詞后,馬克思首先指出,“資本家的利潤”事實上不是“僅僅對工人的剝取或‘掠奪’”,因為獲取利潤的資本家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的職能執行者,他不僅“剝取”或“掠奪”,而且迫使進行剩余價值的生產,也就是說幫助創造屬于剝取的東西。馬克思這里講的“剝取”或“掠奪”,指的就是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而“不是‘僅僅’”和“不僅”這樣的用語,表明資本家就是剝削了工人,即無償占有了工人生產的剩余價值。馬克思接著指出,甚至在只是等價物交換的商品交換情況下,資本家只要付給工人以勞動力的實際價值,就完全有權利獲得剩余價值,而這種權利,也就是符合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由商品等價交換原則而獲得的權利。說得再具體一點就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由于工人的勞動力成為商品,依據商品等價交換的原則,資本家只要付給工人以勞動力的實際價值,工人的勞動力就成了由他購買并使用的商品,工人的勞動力生產的剩余價值自然也就歸他所有。馬克思最后指出,但是所有這一切,即一方面資本家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職能的執行者,另一方面依據等價交換資本家有權獲得剩余價值,并不使“資本家的利潤”成為價值的“構成”因素,而只是表明,在那個不是由資本家的勞動“構成的”價值中,包含他“有權”可以占有的部分。這是因為,一個商品的價值只是由生產它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的,資本家沒有勞動,因而體現為利潤的價值不是由資本家的勞動構成的,但利潤中卻包含不勞動的資本家有權占有的部分,即由工人生產的剩余價值,因為他對剩余價值的占有并不侵犯符合于商品交換的權利。

  如果筆者對馬克思這兩段話的解讀是正確的,那伍德將它們作為反對筆者的觀點的論據就不能成立。因為筆者的觀點是,馬克思在其相關論著中多次把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說成是對工人的“盜竊”和“搶劫”,而你能從某人那里“盜竊”和“搶劫”的東西,只能是完全屬于那個人的東西,因此可以推斷,馬克思之所以認為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是不正義的,實際上“暗示著工人是他自己的勞動時間的正當的所有者”。說得更明確一點就是,馬克思是從工人的勞動能力是屬于工人自己的,因而工人的勞動產品應“屬于唯一的、真正的生產者,即工人”這一道德原則出發,譴責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生產的剩余價值是不正義的。而伍德引用的馬克思的兩段話講的卻是,依據商品等價交換的原則,工人生產的剩余價值應歸資本家而不歸工人。可見,筆者的觀點與馬克思在這兩段話中表達的觀點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問題,而且它們之間并不存在沖突,但伍德卻把馬克思的這兩段話作為否定筆者的觀點的論據,這顯然是沒有道理的。

  以上表明,伍德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正義概念存在兩種誤解,一是在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用法中將正義闡釋為“司法概念”而不是“道德概念”,二是在基于不同階級和社會集團的分配訴求的用法中認為馬克思從未譴責資本主義的不正義。鑒于伍德在中國學界的影響,澄清這種誤解顯得尤為必要。

 

    作者:段忠橋,陜西師范大學哲學與政府管理學院特聘教授(西安710062)

 

作者簡介

姓名:段忠橋 工作單位:陜西師范大學哲學與政府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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