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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營企業成長路徑與機制
2020年06月28日 07:4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4期 作者:朱斌 呂鵬 字號

內容摘要:政府在民營企業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為促進民營經濟進一步發展,釋放其創新潛力,需發揮政府監督市場運行與糾正市場失靈的職能,積極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要: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民營經濟部門的成長尤為引人關注。其中,創業者是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參與者。將創業的組織過程引入新興市場的精英流動研究,進而探究創業者的社會出身與其創業結果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初始企業規模與企業成長本質上是資源匯聚與整合的結果,而這取決于創業者特征。精英型創業者的初始企業規模、企業成長速度以及當前企業規模均要高于草根型創業者。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和民營經濟的增長,大企業主的社會來源總體上趨于精英化,精英型創業者特別是內源型創業者的企業規模優勢越來越突出。這種優勢的擴大主要是因為其企業的初始規模優勢在擴大,而創業以后的企業成長速度優勢并未同步擴大。政府在民營企業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為促進民營經濟進一步發展,釋放其創新潛力,需發揮政府監督市場運行與糾正市場失靈的職能,積極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關鍵詞:創業者 企業成長 企業規模 市場轉型

  作者簡介:朱斌,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北京 100872);呂鵬,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732 )。?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民營經濟部門的成長尤為引人關注。截至2017年底,我國民營企業數量超過2700萬家,個體工商戶超過6500萬戶,注冊資本超過165萬億元。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指出:“改革開放40多年來,民營企業在推動發展、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和擴大開放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我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是誰推動了我國民營經濟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不斷發展壯大的呢?

  “國家中心論”的觀點認為,國家與政府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國家具有制定法律與政策的權力,同時國家在改革初期也掌握了絕大多數的社會資源,正是由于國家的支持與推動,民營經濟才有了發展空間。“企業家中心論”者則強調:那些極具企業家精神的創業者同樣是不可忽視的。我們認為,中國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的發展離不開國家的支持,也是廣大民營企業家創業的結果,廣大勞動者都參與了財富的生產與創造。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期,面臨新挑戰,國家再次強調進一步“激發民營企業活力和創造力,充分發揮民營經濟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中的重要作用”,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改善發展環境、鼓勵人們創業。改革開放以來,創業活動持續不斷,人們利用當下快速發展的互聯網技術,使創業變得越來越容易。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創業成功,那么,誰能夠創業成功,誰能夠將企業做大做強?本文從當代中國民營企業成長路徑中選擇創業及創業者的視角展開分析。

  在社會學研究中,大多數學者從精英流動的視角,關注創業者過去的社會經濟地位對其成為新興市場精英是否有影響,或新興市場精英與改革之前的社會精英是什么關系,是“精英循環”還是“精英再生產”。對此,市場轉型理論認為:隨著經濟體制的轉型,制度結構的變遷將導致社會結構,特別是精英階層的更替或循環,新的精英階層將成為市場轉型的“贏家”和未來轉型的主要推動力。然而該理論引發了許多爭議,經驗研究結果也不支持市場轉型理論的預測,“精英再生產”似乎更符合現實。

  已有研究還有許多討論空間:其一,大多數研究都聚焦于誰更可能進入市場創業,僅有少數研究分析了大企業主的社會來源,但這些研究并沒有具體分析創業成功的過程。其二,已有研究往往忽視了精英群體內部的異質性,即不同精英出身的創業者創業結果是否一樣呢?其三,現有經驗研究使用的數據往往是特定時期的,或反映的僅是改革初期的變化,而那時的經濟改革才剛剛開始,其對社會結構的影響具有延期效應。如今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已經40余年,其對社會結構的影響已經越來越清晰,國內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材料,可以用此重新審視各種爭議。

  本文將創業的組織過程引入新興市場的精英流動研究中,進而探究創業者的社會出身與其創業結果之間的關系及其具體過程。大企業的形成包括兩個過程:一是創業時的企業初始規模,二是創業以后的企業成長。在這兩個過程中,創業者都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通過分析創業者的社會出身在上述兩個過程中的作用,進而探討大企業主的社會來源及其變遷。???????

  二、社會學視野下的創業與企業成長研究回顧

  ????圍繞市場轉型理論,研究者將創業者看作新興市場精英,探討他們與原再分配精英的關系,目前存在三種理論觀點:第一種是“精英循環論”,強調原再分配精英已經習慣于再分配經濟體制下的權力秩序,難以適應新的市場規則,故而在市場競爭過程中不占有優勢。第二種是“精英再生產論”,認為原再分配精英不僅掌握更多人力資本,同時能通過體制內的關系網絡獲得更多市場信息與稀缺資源,他們更有可能成為新興市場精英。第三種則是“精英分化論”,它注意到精英內部的異質性,認為只有部分再分配精英順利實現了“精英再生產”。伊亞爾等人的研究發現,只有那些同時擁有政治資本和文化資本的技術型再分配精英,積極參與并主導了體制變革,并在市場改革過程中成功轉型為新的市場精英。

  對中國的研究大多支持“精英再生產論”,相對于一般生產者,原再分配精英更有可能“下海”創業。然而,直接將創業者看作市場精英,這在創業較少的改革初期或許合適,隨著創業者越來越多,創業者內部的異質性也越來越大,此時只有那些創業成功的大企業主才被視為真正的市場精英。而創業者能否成為大企業主是與企業組織的成長高度重合的,因此,要詳細考察市場精英的流動過程,需引入組織研究視角。

  大企業的形成包括創業初始的企業規模與企業成長兩個過程。就創業初始規模而言,一些經驗觀察發現,在我國民營企業外部融資難度較大的條件下,創業者的資金往往來自于家庭與非正式金融業,而后者通常又取決于創業者個人的社會關系。相比之下,關于企業成長的研究更為豐富,現有的組織研究大概存在三種觀點:“內部資源成長”“網絡化成長”與“合法化成長”。

  “內部資源成長理論”最早由彭羅斯提出,她認為,企業內部資源是企業成長的基本條件,如何最有效地利用企業所擁有的各種資源取決于企業能力,尤其是企業家的管理能力。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資源基礎理論強調,企業內部的資源是企業制定及實施戰略的基礎,那些掌握有價值的、稀少的、不可模仿以及不可替代的資源的企業更容易獲得持久的競爭優勢和超額利潤,進而為企業提供不斷成長的機會。近年來,針對新創企業面臨的資源約束,又有學者提出資源拼湊理論,認為通過手頭現有而常被忽視的實物資源、社會資源、制度資源進行創造性利用,就會產生前所未有的新價值,這是突破新創企業資源約束、推動企業成長的有效途徑。

  然而,企業內的資源畢竟是有限的,要保證企業持續不斷成長,獲得企業外部環境的資源很重要。“網絡化成長理論”強調,單個企業通過與其他企業、組織建立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合作關系,借助這些網絡關系迅速獲取和共享網絡資源,從而促進企業成長。創業網絡中的資源往往取決于網絡結構特征與關系質量,如創業網絡的規模、中心度、網絡位置、關系強度等特征對新創企業的資源獲取具有重要影響。

  與社會網絡分析視角不同,新制度主義學派強調新創企業的合法性是獲取外部資源的主要約束。在新制度主義學派看來,企業組織同時面對技術環境和制度環境,制度因素作為一種“理性神話”對企業具有強大的約束力量。齊默曼和蔡茨兩人結合新制度主義理論與資源基礎理論形成了“合法性—資源—成長”的“合法化成長理論”,在他們看來,新企業成長的本質是通過合法化戰略選擇、克服“合法性門檻”,獲取資源。后續的許多經驗研究也發現,擁有合法性的企業更有可能獲得外部資源,從而支持企業成長。

  上述三種理論實際上都基于一個基本假設,即企業成長的基礎在于資源的匯聚與整合。三者之間的關鍵差異在于如何獲取資源,“內部資源成長理論”強調對于企業內部既有資源的優化配置,讓無用的資源發揮作用,相當于獲取了新的資源;而“網絡化成長理論”與“合法化成長理論”則聚焦于從企業外部獲取資源,前者認為企業所處的關系網是獲取資源的重要渠道,后者則認為企業所具有的合法性對其外部資源獲得具有重要影響。圍繞這三種企業成長理論,已經產生了大量經驗研究, 但這些經驗研究很少把創業者的社會出身與企業成長聯系起來,也很少在中國經濟改革的背景下討論三種企業成長路徑的變化。

  綜上,精英流動研究關心創業者的社會來源與其創業結果的關系,組織研究則關心企業發展的過程。在我們看來,無論是企業創立還是企業成長,基礎都在于資源的匯聚與整合。創業者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們是企業資源匯聚與整合的主體。在中國,早期的創業者中大多數都不是直接創業,而是有了一定的工作經歷后才開始創業的,這些工作經歷可能對他們的管理能力、社會關系網絡、合法性認知產生重要影響,從而使得不同社會來源的創業者具有不同的連接、動員、獲取、整合資源的能力。因此,創業者的社會來源將會影響企業創立時的規模和創立后的成長,最終影響企業的規模。因此,一個問題是:何種社會出身的創業者更可能成為大企業主? 其背后的組織過程是怎樣的? 是因為創立時期企業規模更大,還是因為企業成長更快?

  在“精英分化論”的影響下,許多代際精英流動研究已經注意到不同精英的代際繼承存在分化,但在創業者研究中,精英型創業者的內部異質性往往被忽視。這可能是因為市場轉型理論從一開始就把焦點放在了再分配精英與一般生產者身上,二者對應的是再分配權力與市場權力,然而,這兩種社會權力的載體可能不是社會精英與一般生產者之別,而是不同類型的社會精英,因此要檢驗社會權力是否轉移, 更重要的是比較不同社會精英的相對創業優勢。

  中國的經濟改革使得創業與企業成長的經濟環境發生了重要變化,民營經濟的制度合法性得到確認并鞏固,國家逐漸收縮了資源控制的范圍,許多資源轉由市場自由協調交換。從合法性邏輯來看,這種變化大大降低了創業門檻,使得成功創業者的社會來源趨于多元化。資源競爭邏輯認為,隨著民營企業數量的大幅增加,市場競爭將會越來越激烈,資源獲得越來越困難,社會精英的優勢可能反而擴大,也就意味著成功創業者的社會來源將趨于精英化。上述兩種理論邏輯導出不一樣的流動結果,何種邏輯更適用于改革中的中國呢?即大企業主的社會來源是趨向于“精英化”還是“多元化”?背后的過程又是怎樣的呢? 這一結果也反映出我國社會流動機會結構的變化,即精英流動機會日益固化還是日益開放。

  綜上,本文將把創業與企業成長視為一種組織現象,從資源獲取角度分析創業者的社會來源對企業規模的影響,并在宏觀經濟環境變遷的大背景下觀察這一影響的變化。????

  三、研究假設:經濟改革與大企業主的社會來源變遷

  (一)創業者的分化與企業規模

  參照以往研究,根據創業者的工作經歷將其分為三類。

  1.草根型創業者:主要包括工人、農民以及無業人員出身的創業者,他們自身所攜帶的資源相對較少。

  2.市場型創業者:主要包括三部分成員。一是創業前在非國有單位從事管理或專業技術工作的人。二是個體戶,個體戶是中國最早進入市場、經歷市場洗禮的人,稱得上是中國市場經濟最早的“弄潮兒”。三是創業前在國有單位從事專業技術和供銷工作的人,盡管他們是在體制內工作,但并沒有或僅掌握少量的國家再分配權力,反而由于其直接參與了本單位的對外經濟交易,或者因為專業技能能夠向單位外的機構、個體提供服務,從而能夠在再分配體制下培養企業家精神。雖然這三類人之間存在各種差別,但相對于其他創業者的共同特點是:他們在創業前已經積累了較多與企業經營相關的企業家精神,對市場運行有一定了解,而且與市場中的供應商、消費者建立了一定的關系網絡,在必要時能夠相互支持。

  3.內源型創業者:創業前一般是機關干部或國有企業管理者,他們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而且與國有單位內的其他管理者具有密切聯系,即使他們個人走出體制創業,這種聯系也能為其企業帶來更多合法性與資源。

  相對于草根型創業者,市場型創業者與內源型創業者可以看作精英型創業者。一方面,就初始企業規模而言,創業者的家庭網絡與外部關系網是其獲取資源的重要渠道。一般認為,社會地位越高的人,社會資本同樣越高。因此,家庭網絡中的資源往往取決于家庭成員的社會地位,而外部關系網的資源則取決于創業者創業前的社會地位。與草根型創業者相比,精英型創業者在創業前就處于較高的社會地位,具有更豐富的外部關系網。與此同時,精英型創業者通常也來自于精英家庭,能從家庭網絡中獲取更多資源。因此,可以得到假設1.1:相比于草根型創業者,精英型創業者的初始企業規模更大。

  另一方面,就企業成長而言,“內部資源成長理論”強調較強的企業管理能力與創新能力有助于創業者整合、重構企業內部各種資源,使得那些看似無用的資源變成新的有用資源。相比于草根型創業者,精英型創業者往往具有更強的管理能力與創新能力,這是因為:他們接受過更多教育,現代社會中,企業經營與管理的許多知識都是通過教育傳遞的,而且教育也是提高個人創新能力的最重要方式;而且, 他們在創業前往往從事管理、創新、銷售等與企業經營密切相關的工作,由此也積累了許多管理與創新經驗。

  “網絡化成長理論”認為當創業者與其他企業、機構、個人建立了豐富的關系網后,就能獲取或共享網絡中的資源。正如前文所述,精英型創業者具有更豐富的社會關系網。

  “合法化成長理論”則強調,創業者選擇的組織結構與戰略行為如果符合社會共同規范與認知,那么其企業就會贏得大家的信任,就能以更小成本獲取外部資源。在中國,民營經濟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由國家決定的,民營企業能否獲得合法性通常取決于企業結構與行為是否合乎國家需求。許多研究都顯示,民營企業是否采納公司制、工會、多元化戰略等行為,很多時候不是效率決定的,而是為了滿足國家合法性。精英型創業者因為掌握了更多市場運行的知識與信息,往往更了解國家對民營企業的要求,并按照這種要求來經營企業。

  綜上,由于精英型創業者的管理能力、社會關系網、企業合法性都要強于草根型創業者,在經營企業過程中,能夠獲取、整合更多資源,他們的企業成長必然也會快于后者。由此得到假設1.2:相比于草根型創業者,精英型創業者的企業成長速度更快。

  基于假設1.1與假設1.2,可以得到假設1.3:相比于草根型創業者,精英型創業者的當前企業規.模更大。?????

  (二)宏觀經濟環境與大企業主社會來源的變遷

  經濟改革以來,創業活動持續不斷,不過宏觀經濟環境也發生了重要變化。首先,在制度環境上,國家對創業活動的態度發生了重要轉變,民營經濟的合法性不斷鞏固。在經濟改革的前10年,國家對小規模的創業活動抱著容忍的態度,直到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同年6月,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允許民營企業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和注冊。1992年以后,民營經濟的合法性越來越鞏固,創業活動越來越頻繁,非公有制企業的數量自1992年以后迅速增加,我國民營企業數量從1992年的13.96萬增長到2018年的3143.26萬。

  其次,市場環境也發生了重要轉變。在經濟改革初期,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雖有所松動,但規模受到明顯限制,此時國家掌控各種社會資源,并通過行政手段直接協調經濟活動。1992年以后,由于市場擴張帶來的經濟發展符合國家利益,國家開始主動推動各種市場的發展,通過市場協調的社會資源越來越多。例如,城鎮國有單位就業人數比例從1978年的78.32%下降到2017年的14.28%;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公有制經濟的投資比例從1980年的86.94%下降到2017年的22.89%。

  總的來說,民營經濟的合法性不斷鞏固,政府在政策執行上降低了企業注冊與經營的各種成本,社會資源的分配從原來行政分配為主轉向了市場分配為主。此外,隨著創業活動越來越頻繁,各種企業不斷增加,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也越來越強。隨著環境的變化,創業者獲取資源的機會、途徑、作用可能都會發生改變,那么這種改變更有利于社會一般成員還是更有利于社會精英呢?

  新制度主義理論認為,所有的創業活動都是高風險行為,在一個新興行業中尤其如此。對于一個新興行業,面臨著兩種合法性的不足,一是認知合法性不足,也就是說關于行業內的運作、生產商品與服務的知識并不普及:消費者對其商品或服務抱有懷疑與不信任的態度,投資者也不確定投資的風險,創業者也不知道如何運作企業、培訓員工等。二是政策合法性不足,即法律制度與社會政策不一定認可該行業,創業者必須依靠他們的個人聲譽,以及與其他重要企業或知名人物的聯系, 來增加自己創業活動的合法性。隨著行業的發展與成熟,其合法性不斷得到鞏固, 直到被社會廣泛認可,此時新創企業在招募雇員、獲取資源、拓展銷售等方面都將更加容易,創業與企業成長對于創業者的要求變得更低了。

  然而,組織生態學理論提出了另一種觀點。它認為,組織的成立與生存,受到其種群規模與密度的強烈影響。隨著種群規模的擴大,種群密度的增加,種群內的資源越來越稀缺,種群內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將有越來越少的新組織成立,越來越多的組織消亡。就企業的創業活動而言,許多研究指出,當一個行業剛剛起步時,其中大多數都是新成立的小規模企業,既沒有知名度也缺乏資源,對外部的創業者而言,進入門檻相對較低,此時將有更加多元化的創業者加入這個行業。但隨著一個行業的發展日趨成熟,這個行業內部往往會形成一些歷史悠久的大企業,而新創企業很難與他們競爭,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大企業具有資源優勢、規模效益,能夠持續投入研發創新并在必要時發動價格戰,這是新創企業難以承受的;另一方面,這些大企業已經與消費者和供應商建立了牢固的信任與交換關系,一般的新創企業難以介入,使得新創業的需求與供給受到很大限制。此時的創業活動將面臨更大的失敗風險,除非那些創業者本身具有大量財富與資源,否則新創企業難以成長。

  上述兩種觀點具有一定的張力。在中國是哪種情況呢?首先,就初始企業規模而言,即使民營經濟合法性有所提高,新創企業從正式金融渠道融資的困難依然很大,家庭網絡與非正式金融依然是創業者獲取創業資金的主要渠道。隨著競爭者的增加,這些網絡對創業者來說甚至更加重要。與此同時,中國社會結構的不平等日益擴大,社會資源的分布差距越來越大,社會精英掌握越來越多的資源。這意味著精英型創業者創業時從關系網中所能動員的資源越來越多,他們所創企業的初始規模越來越大。因此,可以得到假設2.1: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精英型創業者的初始企業規模優勢有所擴大。

  其次,制度環境與市場環境的變化可能會使得不同企業成長路徑的相對重要性發生變化。一方面,隨著民營經濟日益得到國家肯定甚至鼓勵和支持,其即使采納了國家認可的組織結構與行為,所帶來的收益可能也會下降,這意味著企業合法性對于企業資源獲取的作用可能會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企業成長所需的資源如資金、生產資料、信息乃至政策優惠將越來越多,隨著市場中相似企業數量的增多,企業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此時通過一般的市場渠道引入資源的難度將越來越大,因此,創業者的管理能力與關系網絡等特征對其資源獲取的影響可能越來越重要。有研究發現,社會資本的作用隨著市場競爭程度的增加而強化,這就意味著精英型創業者在經營企業過程中具有更大優勢,企業成長得更快。

  總的來說,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一方面使得“合法化成長”路徑的重要性下降,另一方面加強了“內部資源成長”路徑與“網絡化成長”路徑的重要性。因此,精英型創業者的企業成長優勢在不同改革時期可能不會發生太大變化。由此得到:

  假設2.2: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合法化成長”路徑的重要性下降;“內部資源成長”路徑和“網絡化成長”路徑的重要性上升。

  假設2.3: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精英型創業者的企業成長優勢保持相對穩定。

  精英型創業者的企業成長優勢保持穩定,且他們的初始企業規模優勢不斷擴大,因此其當前企業規模的優勢也將隨之擴大,故大企業主的社會來源總體上將遵循資源競爭邏輯而趨于精英化,從精英流動的角度看,這意味著向市場精英的流動趨于固化。一些經驗研究也支持上述觀點:在經濟改革的早期,民營經濟的合法性還未得到確定,進入市場創業的往往是那些再分配經濟中的邊緣者,他們希望通過市場經營來獲得更多經濟回報,而那些再分配經濟中的精英們則因為在體制內具有收入優勢,故不會冒險創業;但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民營經濟的合法性得到確認,有越來越多的社會精英開始進入市場創業,并利用自己的資源優勢,迅速成為市場競爭中的贏家。由此得到假設2.4: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精英型創業者的當前企業規模優勢將擴大。

  (三)精英型創業者的分化

  ???精英型創業者分為市場型創業者與內源型創業者,二者的主要區別在于:第一,二者的關系網性質不一樣,內源型創業者創業前主要是國有單位的管理者,他們的工作、交往通常是在國有單位的科層制中,故關系網更可能局限于體制內。與之不同,雖然很多市場型創業者也在體制內工作,但他們經常參與本單位的對外經濟交易,或者向單位外的機構、個體提供服務,故在創業前能夠建立更多的市場網絡。

  第二,內源型創業者因出身于國有單位,經過幾十年的習慣化和制度化,國有單位的組織結構與行為逐漸內化為一種組織印記,并在創業時將這種印記投射在新創立的民營企業中。因此,相比于市場型創業者,內源型創業者的企業組織結構與行為通常具有更高合法性。

  ?那么,誰的發展優勢更明顯呢? 在經濟改革初期,企業發展同時面臨著制度合法性與資源稀缺的限制,因此,內源型創業者具有更大優勢,他們與國家具有密切聯系,這本身增強了企業合法性,通過這種聯系還能從政府或國有企業獲得很多市場中難以獲取的資源。不過,隨著創業環境的優化,合法性對于企業成長的重要性可能有所下降,而且市場中流動的資源越來越多,市場關系網的作用也會上升,這可能意味著內源型創業者的規模優勢趨于下降。由此,可以得到假設3:在改革初期,相對于市場型創業者,內源型創業者的企業規模更大;這種優勢在改革深入期趨于下降。????

  四、研究設計

  (一)研究數據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私營企業研究課題組”的全國民營企業抽樣調查。該調查首先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上民營企業的規模結構和行業結構選取民營企業樣本,再通過各地工商聯和工商局展開調查,調查對象為民營企業的法人代表。該調查范圍涵蓋我國境內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各個行業、各種規模和類型的民營企業,因而本研究的樣本相對于其他民營企業調查樣本具有較好的代表性。該調查始于1993年,至今已經進行12次。考慮到第一次(1993年)調查和最近一次(2016年)調查都缺乏部分變量,本文選擇1995年和2014年兩次調查數據作為研究樣本。

  同時,本文需要比較精英型創業者的初始企業規模優勢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變化,而2014年調查樣本包括1995年以前開業的企業,為更好比較1995年前后初始企業規模的變化,對2014年的調查樣本,本文僅選擇1995年以后開業的企業作為分析樣本。在確定分析樣本并刪除各變量的缺失值后,兩次調查最后進入模型的樣本數分別為2364和2731。??

  (二)變量選取

  1. 因變量

  因變量包括三個內容:創業時的初始企業規模、當前企業規模以及企業規模的年均增長率。企業規模綜合體現了一個企業發展的程度,能夠較好反映創業者的成功與否。衡量企業規模最常用的三個指標是:企業凈資產、企業雇員數與企業銷售額,本文選擇企業凈資產作為企業規模的指標,因為這兩次調查中均詢問了創業時的企業凈資產與企業調查前一年的凈資產。由于企業凈資產與凈資產年均增長率并非正態分布,按照慣例,企業凈資產取對數進入模型,凈資產年均增長率轉化為百分比后取對數進入模型。

  2. 自變量

  (1)創業者類型

  本文的主要自變量是創業者的社會來源,1995年和2014年調查中均詢問了創業者創業前的職業與工作單位性質,按照前述分類,根據創業者創業前的工作經歷可以將創業者分為三類:草根型創業者、市場型創業者和內源型創業者。

  (2)企業成長的影響因素變量

  “內部資源成長理論”強調創業者整合內部資源能力對企業成長的作用,本文使用創業者的受教育程度作為該能力的測量指標,如前所述,教育已成為現代社會培養人力資本和專業知識(包括企業經營與管理知識)的主要渠道,因此,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總體上具有更強的資源整合能力。創業者受教育程度分為四類:初中及以下、高中、大專、本科及以上,以初中及以下為參照組。

  “網絡化成長理論”強調創業者的關系網對企業成長的影響。這里使用創業者的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身份作為其關系網指標。如果創業者具有這種政治身份,那么通過這些組織,其更有可能和政府以及其他企業建立更多聯系。該變量設置為虛擬變量,是為1,否則為0。

  “合法化成長理論”認為企業的某些組織特征將會提高企業的合法性,從而吸引更多外部社會資源,盡管這些特征并不一定會提高經營績效。考慮到我國民營經濟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來自國家,因此這里主要從企業組織特征是否符合國家要求來衡量其合法性。本文選擇兩個指標來衡量企業合法性,一是該企業是否為改制企業,改制企業是由原來的公有制企業轉變為私有制企業,國家既然同意改制,某種程度上也就認同了改制后的私有制企業。二是企業是否設立了黨組織,黨組織作為一種組織嵌入的方式,是國家統合民營企業的重要手段,一旦企業設立了黨組織,就能通過正式組織渠道與國家溝通,從而增強其合法性。上述兩個指標均設置為虛擬變量。

  3. 控制變量

  控制變量主要包括創業者個人特征和企業特征。就創業者個人特征而言,本文對創業者的性別與年齡予以控制,創業者性別設置為虛擬變量,以女性為參照組;創業者年齡分為創業者創業時年齡與現在年齡,根據不同的因變量使用不同年齡,均為連續變量。對于企業特征,控制企業生存時間、企業所在行業及企業所在地域。兩次調查都詢問了企業創業年份,企業生存時間用調查年份減去企業創業年份得到。企業所在行業用兩個指標來測量:一是企業經營的主要行業,分為五個主要行業:第一產業、制造業、其他第二產業、商業餐飲業、其他第三產業。二是企業經營的多元化,即是否涉及多個行業,設置為虛擬變量,1為是,0為否。企業所在地則分為東部、中部與西部,以東部為參照組。表1為各變量分時期的描述統計。

    五、結果分析

  (一)創業者的社會來源與企業初始規模

  模型1的因變量是企業創業時的凈資產。可以看到,無論是改革初期,還是改革深入期,市場型創業者與內源型創業者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二者的初始企業規模顯著大于草根型創業者,其中內源型創業者的規模優勢更為突出。比較1995年與2014年的數據結果,雖然市場型創業者的系數有所增加,但不顯著;而內源型創業者的系數則顯著增加,說明他們的初始企業規模優勢有明顯擴大。

  就控制變量而言,男性創業者的初始企業規模往往高于女性創業者;創業年齡在改革深入期對初始企業規模有顯著積極影響;相比第一產業,第三產業企業的初始規模顯著更小,但第二產業的初始規模在改革初期更小,改革深入期更大;參與多個行業的初始企業規模往往更大。從地區看,改革初期的東部地區企業初始規模更大,但在改革深入期,這種差異不再明顯。

  (二)創業者的社會來源與企業成長

  模型2的因變量是企業凈資產的年均增長率,模型2_1和模型2_2僅加入了控制變量與創業者類型,分別反映的是改革初期與改革深入期的企業成長情況。在這兩個模型中,相比于草根型創業者,市場型創業者與內源型創業者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二者的企業成長速度更快。比較兩個模型中創業者類型的系數變化,雖然有差異但經檢驗都不顯著。

  在模型2_3和模型2_4中又加入了代表不同成長路徑的變量,就創業者的受教育程度而言,無論在哪個時期,受過高等教育創業者的企業成長要明顯快于初中及以下創業者企業。創業者政治身份對于企業成長有顯著積極影響,具有政治身份的企業成長速度更快,雖然政治身份系數在改革深入期反而減小,但檢驗不顯著。就合法化成長路徑而言,在不同時期,不同合法性指標的作用不一樣,在改革初期,改制企業的成長速度明顯更快,而黨組織作用不明顯,但到了改革深入期,改制企業的優勢不再存在,而黨組織作用顯著為正。這可能意味著在不同時期,能夠提升企業合法性的組織結構也會發生相應變化。加入上述幾個變量后,創業者類型系數不再顯著。上述結果說明在改革過程中,精英型創業者保持了企業成長優勢,三條成長路徑的相對重要性保持相對穩定,合法化成長路徑的重要性并未下降,假設2.2未得到支持。

  模型2_3和模型2_4中的政治身份是指創業者目前的政治身份,可能存在的問題是創業者之所以能夠獲得政治身份是因為企業經營績效更好、成長速度更快。2014年調查進一步詢問了創業者擔任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時間,因此我們可以區分出創業者創業前是否具有政治身份,模型2_5分析了該變量的影響,可以看到,創業前的政治身份對于企業成長同樣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而且要比目前的政治身份作用更強,這說明模型2_3和模型2_4某種程度上低估了網絡化成長路徑的重要性。

  (三)創業者社會來源與企業規模

  就不同來源創業者在當前企業規模上的差異方面,模型3_1和模型3_2分別討論了1995年和2014年的情況,在這兩次調查中,市場型創業者與內源型創業者的系數都顯著為正,說明二者的企業規模顯著大于草根型創業者。比較兩次調查的變化,雖然二者系數在2014年均有所增加,但只有內源型創業者的系數差異顯著,這意味著內源型創業者的企業規模優勢在經濟改革過程中有所擴大。

  接下來在模型3_3和模型3_4中又加入了初始企業規模,可以看到,初始企業規模對于當前企業規模具有顯著影響,而且這種影響變得更強,說明企業未來發展越來越受企業初始特征的影響。加入初始企業規模以后,創業者類型仍然顯著,但兩次調查之間的差異變得很小,且不再顯著,結合前文的分析結果,說明內源型創業者的企業規模優勢之所以在改革過程中有所擴大,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初始企業規模優勢有了明顯擴大,企業成長速度優勢并未顯著增加。

  一些控制變量對當前企業規模也具有重要影響。控制企業初始規模后,企業生存時間越長,企業規模就越大。企業行業與企業規模也有密切關系,相比于第一產業,第三產業的規模更小。而企業多元化經營與企業規模有著正向關系,但內部因果難以明確,也有可能是企業規模變大以后才開始多元化經營。當地的經濟發展程度也與企業規模明顯相關,東部地區企業的平均規模要大于中西部地區。

  結論與討論

  改革開放40年以來,民營經濟的重要性得到越來越多的承認。民營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國家與政府的支持,成千上萬的創業者或企業家同樣是不可或缺的推動力量。創業活動本身存在巨大風險,哪些新創企業能發展成大企業,哪些創業者能成為大企業主呢? 以往研究多依據市場轉型理論,從精英流動角度討論上述問題,把創業者的社會出身作為影響創業結果的核心自變量。這些研究往往更關注流動起點與終點的直接關系,忽視了具體過程。創業者的成功與企業發展密切相關,故本文從組織視角對此進行探索。基本假設是,當前企業規模是由初始企業規模與企業成長速度共同決定的,二者本質上是資源匯聚與整合的結果,因此,創業者能否成為大企業主關鍵在于其能否為企業帶來更多資源。依據上述假設,本文對大企業主的社會來源及其變遷進行了經驗分析。

  首先,相比于草根型創業者,精英型創業者的初始企業規模與企業成長速度均要高于前者,故其企業規模也顯著更高,假設1獲得支持。其次,比較改革初期與改革深入期,大企業主的社會來源總體上遵循資源競爭邏輯而趨于精英化,精英型創業者特別是內源型創業者的規模優勢越來越突出。這種優勢的擴大主要來源于初始企業規模優勢的擴大,而企業成長優勢在不同時期并沒有明顯變化。上述結果與假設2.1、假設2.4相一致,但不支持假設3。最后,精英型創業者的成長優勢之所以未發生明顯變化,是因為隨著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不同企業成長路徑的相對重要性總體上保持相對穩定,這一結果雖然支持假設2.3,但不符合假設2.2的預測。

  本文的經驗結果從不同角度回應了已有研究理論。其一,從精英流動角度,本文再次支持了“精英再生產論”,同時也發現精英內部存在分化,不過與基于東歐社會形成的“精英分化論”相反的是,我們發現管理型再分配者創業以后的優勢比技術型再分配者更大。這是因為,中國的管理型再分配者的文化資本并不比技術型再分配者更低;而且中國經濟改革保持了政治體制的連續性,這使得內源型創業者掌握的豐富政治聯系以及合法性得以持續發揮作用。與此同時,精英型創業者的優勢越來越大,從另一側面也支持了“流動固化論”,即隨著社會競爭的日益激烈,人們的社會出身對其成為社會精英的影響越來越大。

  其二,本文還從組織角度深入探討了精英流動的具體過程,研究結果在兩個方面回應了組織理論。一方面,本文結果支持了組織生態學理論,即使在中國這樣強調制度合法性的經濟環境下,隨著企業種群密度的增加,資源競爭效應最終將超過合法化效應,但這主要體現在創業初期,創業門檻降低以后,創業初期的資源競爭也就愈加激烈,誰能在此時形成優勢,往往就能夠持續保持優勢。另一方面,三條企業成長路徑的相對重要性并未像假設預測的那樣變化,而是保持相對穩定,這可能說明相比于企業建立,企業成長是一個更加復雜的系統過程,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只有宏觀環境改變了所有這些因素,企業成長路徑才會發生變化,而這往往需要較長時間。

  其三,本文從精英流動與組織發展兩個層面回應了市場轉型理論。就精英流動而言,市場轉型理論認為社會權力的分配是在再分配者與一般生產者之間進行的,在我們看來,一般生產者不掌握任何社會權力,不同社會權力掌握在不同精英手上,因此要檢驗社會權力是否發生了轉移,需要觀察不同精英之間的優勢是否發生了變化。從上文結果看,內源型創業者依然保持了優勢,也就是說,市場權力并未成為社會中分配資源的決定性權力。從組織發展角度也可看出,雖然宏觀制度環境承認了民營經濟,創業門檻降低,但內源型創業者的初始企業規模的優勢反而有所擴大;合法化成長路徑的重要性也沒有因此下降,合法性依然是影響企業成長的重要因素。這可能是因為,雖然市場協調的資源越來越多,市場中流動的資源主要是一般性的生產要素,一些稀缺的生產要素依然掌握在國家手里,在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這些稀缺資源可能是更具決定性的。

  綜上,隨著市場中的資源日益豐富,民營企業的資源來源日益擴大,但市場運行具有自身邏輯,且會產生諸多市場失靈現象,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在于市場競爭將會自然促進壟斷與馬太效應的形成,那些出身草根的創業者的發展空間將越來越小,很容易成為市場競爭的淘汰者。這時,國家與政府的職責應該是平衡市場參與者的競爭力,幫助這些弱小者,激發多元化的活力和創新力。在中國,政府所掌握的資源對于企業發展非常重要,但政府資源的分配卻受到很多非市場因素的影響,那些擁有政治聯系的企業往往獲得了更多資源,尤其在創業初期,他們在創業初期所形成的規模優勢會進一步影響到后續的企業成長。然而,這些具有政治聯系的企業不一定是最需要資源和最有效率的企業,如果政府把更多資源分配給那些需求更強、效率更高的企業,那么民營經濟的發展與創新潛力還會得到進一步釋放。

  從我國大企業主的社會來源變化看,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需要進一步改革。前40年的改革任務是開拓市場,在當年國家掌握絕大多數資源的情況下,開拓市場必須有地方政府的積極參與才能成功;但隨著經濟市場的逐漸完善,政府需要尊重市場自我運行的特殊邏輯,未來的改革要進一步加強監督市場運行與糾正市場失靈的職能,積極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營商環境就是生產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在我國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要不斷為民營經濟營造更好發展環境,幫助民營經濟解決發展中的困難,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變壓力為動力,讓民營經濟創新源泉充分涌流,讓民營經濟創造活力充分迸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也表達了這一意涵。

  本文還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后續研究推進。首先,本文認為創業者的關系網決定了初始企業規模,但由于缺少創業者創業前的關系網數據,我們沒有直接檢驗這一假設。其次,在討論企業成長路徑時,本文使用的指標都是與國家相關,創業者的關系網用政治身份測量,企業合法性某種意義上也指滿足國家要求的合法性,之所以未涉及市場關系,以及滿足市場或社會要求的合法性,主要原因也是缺乏相關數據。期待未來更好的數據能彌補上述研究不足。

    (注釋略)

 

作者簡介

姓名:朱斌 呂鵬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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