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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變局下中國道路的制度價值——國外左翼學者的視角
2020年06月25日 08:0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0年01期 作者:宋朝龍 李文宇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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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隨著世界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中國道路的成就、制度屬性和意義成為國際左翼學者研究的重點對象。國外學者對中國道路的認識主要圍繞三個關鍵詞:經濟發展、蘇聯模式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是中國道路最為耀眼的成就。這種成就的取得與中國摒棄"蘇聯模式"以及抵制新自由主義有關。中國道路具有可供其他國家學習借鑒的普遍性。

  關鍵詞:國外左翼學者; 世界經濟變局; 中國道路; 制度價值; 世界意義;

 

  2019年10月12—13日,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舉辦“當代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1 國外學者從不同方面就世界經濟的變局、中國道路的制度屬性、中國道路發展完善的可能路徑,以及中國道路對世界經濟的意義等問題發表了學術見解。參會的外國學者中有美國馬薩諸塞州立大學經濟學榮休教授大衛·科茲(David Kotz),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尤里·瓦西里耶維奇(Taranukha Yuri Vasilievich),法國加布里埃·佩里基金會秘書長丹尼爾·塞瑞拉(Daniel Cirera),印度旁遮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包文德爾·辛格·提瓦納(Balwinder Singh Tiwana),印度德里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薩拉邦德(Chandrasekharan Saratchand),拉美社會科學理事會前執行秘書長、巴西里約熱內盧州立大學教授埃米爾·薩德(Emir Sader),芬蘭社會保障中心高級研究員佩蒂·哈基寧(Pertti Honkanen),希臘馬其頓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斯塔·馬夫羅迪亞斯(Stavros D. Mavroudeas),愛爾蘭國立大學經濟學系榮休教授特倫斯·麥克唐納(Terrence McDonough),韓國首爾國立大學教授趙英男(Cho Young-Nam),韓國瑞永大學副校長李龍洲(Lee Yongyeon)以及教授金允培(Kim Yoonbae)、具倫希(Cho Hurnjin)、趙獻珍(Koo Yoonhee)、金鎮英(Kim Jinyoung)等。

  一、世界經濟的變局

  英國脫歐、特朗普掀起“逆全球化”浪潮、民粹主義興起,西方世界的政治生態在近些年發生了巨大變化,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也陷入危機。對于西方世界面臨的變局和危機,國外學者不僅從現象層面予以揭示,還從資本主義的制度根源解釋導致這些問題和危機的根本原因。

  第一,西方世界的變局是金融資本積累導致體系性危機的表現。塞瑞拉將民粹主義2 視作西方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多方面危機綜合作用的結果和集中表現形式。他以法國為例,認為自己這代人要同時養活父母和子女兩代人,但是人民的住房和醫療成本卻持續上漲;失業問題也看不到改善的希望。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最終釀成政治危機,民粹主義的興起與此緊密相關。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是從資本主義體系的核心國家美國爆發并蔓延的,政府竟置人民貧困于不顧,用巨額資金挽救大公司。這些都對民眾的政治觀念產生巨大沖擊,促成民粹主義的勃發。趙獻珍概括指出,發生綜合性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國家的富足程度下降,市場需求急劇減少。哈基寧認為,一方面,經濟危機引發了西方民眾對其政治價值觀的信仰危機;另一方面,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西歐國家中左翼黨派力量弱小,美國甚至沒有左翼政黨。這些都為民粹主義的興起提供了條件。趙英男指出,西方國家對“普世價值”的堅持遠不如其對自身利益和經濟發展的重視,而中國崛起對世界的權力平衡帶來很大影響。麥克唐納主張基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階段認識西方世界的變化。從資本主義發展史來看,競爭階段、壟斷階段和新自由主義階段都以危機而宣告結束。資本主義的復蘇在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的危機后,遠不如二戰后的黃金時期,與較為穩定的經濟增速相伴隨的是嚴重的貧富分化。在西方社會,這種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被戲稱為全民中的“百分之一”現象,西方資本主義體系更因全球金融危機而陷入了困境。馬夫羅迪亞斯則直接地表示,過去幾十年來,關于經濟全球化理論的廣泛傳播,致使人們認為民族經濟的時代結束了,一國在全球流動資本面前無力保持獨立的經濟政策。然而,帝國主義使經濟全球化的成果沒能在各個國家之間均衡地分配,經濟全球化未能兌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減小貧富差距的承諾。

  第二,西方世界目前應對危機的方法治標不治本。薩拉邦德認為,為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西方國家提出了替代性政策;但實際上,它們往往以不同方式延續其維護大資本利益的原有政策。美國工人并沒有因特朗普的競選承諾,擺脫越來越沉重的勞動壓榨。在對外政策上,特朗普試圖迫使其他國家接受更高的貿易赤字和更低的賬戶盈余,結果遭到了以中國為首的許多國家的抵制。提瓦納說,西方世界的變局無疑始于2008年,那時發生了以銀行倒閉為背景的金融危機,其影響至今還沒有完全消散。面對這次危機帶來的失業率居高不下和經濟增長滑坡等問題,發達國家試圖對外轉嫁國內困境。伊朗、敘利亞和伊拉克問題即與此相關。經濟施壓、貿易摩擦,乃至軍事干預和戰爭,都成為解決危機的手段。瓦西里耶維奇指出,由國際資本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產生了兩組基本矛盾。一方面,資本流出母國以追求更大利潤;另一方面,資本母國的政府又必須為本國公民提供就業崗位、養老服務和醫療服務。經濟全球化本身就意味著對利潤的跨國追逐,同時造成國際范圍內的競爭加劇。特朗普作為美國資本家的代表,極力反對、抵制經濟全球化,試圖讓國際資本回流美國。然而,資本逐利的本性,決定了特朗普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經濟全球化趨勢。科茲更傾向于用“威權右翼民族主義”這個概念來描述當前西方國家中的所謂民粹主義。“民粹主義”一詞在英語國家里通常是指那些為百姓謀福利的政策。但最近涌現出的政治人物和政黨,如特朗普和約翰遜,以及法、意等國家的右翼民族主義政黨,并沒有切實為百姓辦實事。相反,他們將責任推脫給其他民族、種族或少數族裔頭上。他認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直接導致了全球經濟的長期停滯和不平等現象加劇,引致中產階級和底層群眾的強烈不滿。這與20世紀30年代的情況十分類似。那時,資本主義有向法西斯主義轉變、實行羅斯福式的改革和轉向社會主義三種可能的發展道路。然而在當前,向社會主義轉變并不在政治議程上。因此,資本主義體系必須在工人權利、利益共享和綠色政策方面進行改革。在英美兩國未來政治走向的問題上,麥克唐納對未來民粹主義是否繼續主導兩國政壇表示不確定,并主張西方目前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進入資本主義的新紀元,以告別經濟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時代。

  第三,當下國際經濟變局中,不同國家面臨不同情況,未來走勢存在不確定性。薩德指出,當前英美兩國都反對全球化。例如,特朗普本著“美國第一”3 的思想,認為本國國家利益更為重要,拒絕繼續擔任西方集團的領袖,進而導致美國與歐盟、日本之間的一系列沖突。這并不代表美國會自動放棄領袖地位和對世界事務進行干涉,而是要求獲取與其現有財力所能承擔的責任和義務不相匹配的更多權利或好處。但在薩拉邦德看來,英國的保守黨領導層也發生了變化,產生了約翰遜式的民粹主義。麥克唐納也認為,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的政策實際都是對外推行民族主義和逆經濟全球化,對內繼續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然而,英國與美國之間也存在具體區別:對移民問題的擔憂而非徹底的經濟保護主義,是英國脫歐的主要原因;而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卻包含在其經濟保護主義的主張之內。具倫希基于既得權力階層同其反對階層之間的矛盾指出,英國脫歐、美國出現反移民浪潮的原因在于,兩國既得利益者認為這樣做對其非常有利。韓國的此類矛盾沖突不如英美尖銳,但并非完全不存在。塞瑞拉提出,中國長期憑借勞動力的成本優勢從全球化中獲利,而金融市場和雇主對經濟全球化的利用卻使法國工人階級損失慘重。法國工人權益近一個世紀以來的進步,都來自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旗幟下的斗爭。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工人利益則因增加工時和延遲退休而受到極大損害;再考慮到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以私有化作為解決手段根本是杯水車薪。

  二、中國道路的制度屬性

  國外學者對中國道路及其制度屬性格外關注。他們對中國道路的認識主要圍繞三個關鍵詞:經濟發展、蘇聯模式和新自由主義。其中,經濟發展是中國道路最耀眼的成就,這既與中國放棄蘇聯模式有關,也與中國堅決抵制新自由主義有關。因此,中國道路具有可被其他國家學習借鑒的普遍性。

  第一,充分認可新中國70年的發展成就。國外學者評價新中國70年發展成就,多從經濟增長速度、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經濟結構,以及文化教育事業、社會福利事業等方面入手。塞瑞拉和麥克唐納表示,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發展速度尤其引人注目;考慮到中國經濟在短短幾十年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將其稱為奇跡毫不為過。哈基寧還指出,中國并非僅僅關注經濟總量和貿易數額的增長。在經歷了70年發展后,除經濟領域外,中國的社會文化事業和教育事業特別是高等教育,都有了長足進步,國家整體現代化水平實現了較大提升。中國試圖通過政府干預克服市場自身固有的弊端,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原則。薩德指出,中國人民通過革命戰勝種種壓迫而取得民族獨立,并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實現了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堪稱世界歷史中的壯闊圖景。反觀拉美國家一直以來深受美國霸權和新自由主義之害,國民經濟命脈長期被外國控制,正迫切尋找出路和解決方案。而中國幾十年來沒有發生過較大危機,經濟不斷發展,人民權利也得到保障。因此,中國開辟出的新發展道路,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種選擇。瓦西里耶維奇認為,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已經走在世界前列。此外,韓國既是中國的周邊國家,又受美國影響較大,這種特殊性使韓國學者在比較中國的發展成就時,往往將美國和日本等國家作為參照物。趙獻珍表示,中美貿易摩擦從側面體現中國在經歷70年的發展后,國家實力有了很大提高。趙英男表示,在經濟增長率、增長持續時間、人口規模和經濟體總量等指標上,中國的發展讓日本和韓國望塵莫及。金允培認為,新中國70年來,中國的軍事力量有了質的飛躍,有力地維護了本國和地區和平。

  第二,中國經濟的成就源于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薩拉邦德稱贊中國政府擴大公共項目開支,不斷提高交通通信設施建設水平,保障充足的就業率,通過一系列政府干預措施縮小地區發展差距。而中國政府的積極作為是中國發展水平高于印度的主要原因。提瓦納和薩拉邦德還認為,在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建立并鞏固了社會主義制度,從而為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他們尤為關注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在農業和農村方面的政策,這與印度自身的國情密切相關。1947年印度擺脫英國殖民統治取得獨立,但其當前的發展水平遠不如中國。印度沒有像中國那樣實行徹底的土地改革,極大地影響了本國農業乃至整個經濟的發展。金鎮英指出,資本主義社會流傳著“社會主義最終會崩潰”的神話,但在蘇聯模式瓦解后,中國用自身發展成就證明了社會主義是可行的,“社會主義失敗論”反而自己失敗了。因此,堅持走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金允培也認為,在學習借鑒和堅持自我方面,中國道路實現了平衡,體現為一種開放的社會主義。而在瓦西里耶維奇看來,單從經濟層面講,中國道路在激勵機制、利用市場建設社會主義和吸引外資方面取得了較大成果。與此同時,在政治層面,中國也確保了無產階級政黨對經濟發展全過程的管理。因此,改革開放可以視為列寧新經濟政策在中國的具體實踐。

  第三,中國道路的各個發展階段既有區別,又內在統一。多數外國學者認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和統一性。塞瑞拉和科茲認為,改革開放前,中國建立了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打牢了工業發展基礎;如果沒有中央計劃經濟體制期間規劃建設的工業體系,改革開放后的快速增長就沒有客觀的物質基礎。前一個階段為后一個階段準備條件,后一個階段則正確利用了前一個階段積累的優勢;正是二者的相互作用,才成就了今日的中國。薩拉邦德進一步提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也有少數外國學者認為,這兩個時期的差異性更為重要。麥克唐納把改革開放以來的時期以1992年為界,劃分為兩個小時期。在改革開放前后乃至在1992年前后,中國進行資本積累的方式都是不同的。在1978年之前,中國的積累方式與蘇聯類似,生產主要依靠社會動員,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在1978年至1992年,中國更多地效仿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模式,建設公有制主導下的市場導向型、激勵型經濟體制。1992年以后,自由的勞動力市場發展起來,國家對社會福利、退休金和醫療方面的干涉越來越少。因此,在改革開放的前后兩個時期,中國的發展道路有著本質差別。既不能對這些階段一概而論,而是要進行區分,以便得出更確切的結論;又不能對前后兩個時期中的共性作過多的強調。麥克唐納關注不同歷史階段中的差異,有利于豐富對歷史的理解;但將這些差異絕對化,反而不利于對歷史的整體把握。

  第四,中國道路體現了中國的特殊性,但也包含普遍性,對其他國家具有借鑒意義。提瓦納和薩德表示,在談論中國道路時,蘇聯模式是繞不開的。蘇聯官僚體制扼殺了經濟的活力,而中國引入市場機制正是為了避免重蹈蘇聯的覆轍。薩德也認為,蘇聯模式的國家主義和官僚主義過分限制了市場和民間的活力,最終不利于生產力發展。不考慮蘇聯的失敗,就不能理解中國道路。從某種意義上講,蘇聯模式的失敗為社會主義實踐打開了新的發展空間。科茲指出,市場經濟對解決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無能為力,促使人們轉向社會主義運動。由二戰時期美國舉國動員、備戰參戰的事例可知,與市場經濟相比,計劃經濟在一些關鍵歷史時期和重大問題上更有利于解決問題。市場并非萬能,而政府決策亦有其不可或缺之處。因此,中國道路有著獨特優勢,值得其他國家學習借鑒。他還提出,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抗拒和阻撓,不僅僅是因為中國整體實力對美國構成了威脅;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發展壯大代表著一種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崛起,進而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造成威脅。趙英男認為,中國道路是東亞模式的中式變體,中國的特殊性在于外國投資的比例遠高于其他國家或地區。這主要是因為海外華人華僑群體的投資和中國巨大市場對外資的吸引力。所謂中國道路與東亞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和地區,在20世紀實行的經濟發展方式上存在諸多共性,如強調發展至上、實行國家主導、主張社團主義和堅持屬于自己的意識形態等。關注這些共性是有益的,但由于忽略了兩種社會制度的本質差異,這種觀點也就忽視了中國道路和中國制度的原創性,僅限于解釋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成就,而無法解釋中國崛起對世界秩序帶來的巨大影響,以及中國發展成就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意義。

  研究中國道路在制度層面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應避免可能產生的三點理論誤區。一是將中國道路和中國制度片面理解為一種特殊的經濟發展方式,導致其豐富內涵狹隘化。二是割裂改革開放前后兩個階段的聯系,僅僅將前一階段視為后一階段的條件,以致不能真正把握和揭示新中國70年發展歷程的完整邏輯。三是忽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屬性。必須意識到,部分國外學者提到的所謂中國道路的特殊性,實際上是指中國采取的措施相對于新自由主義或蘇聯模式的差異性,并沒有上升到中國自身發展特點決定的必然性高度。而他們談論的中國道路的普遍性,其實是某種潛在的共性,即其他國家可以與中國采取相同或類似的舉措。這種認識的局限在于,沒有看到中國道路的社會主義制度屬性,沒有認識到中國道路的特殊性是代表普遍性的特殊性,進而割裂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聯系,使二者出現了界限分明的對立;而特殊性向普遍性的轉化,就成了少數變成多數的過程。這既不能說明中國道路的特殊性,也不能說明中國道路的普遍性。國外學者講的所謂中國道路,較多側重于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較少指中國實行的一整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對此必須強調,中國道路的中國特色固然重要,但社會主義才是中國制度和中國道路的本質屬性。僅僅從改革開放的角度理解中國道路,就會陷入對改革開放前30年的否定;僅僅從市場經濟角度理解中國道路,又容易造成對其豐富內涵的狹隘化,乃至忽視中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忽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屬性。以瓦西里耶維奇的觀點為例,他從蘇聯解體的教訓出發,認為不應僅僅關注社會底層,還應爭取社會精英階層。他從蘇聯解體得出“社會主義社會的支柱是中產階級”這一結論,認為中國的成功在于黨領導國家支持中產階級。其實,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共同發展;增加人民收入、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與以中產階級為中心的思路截然不同。

  三、中國道路進一步發展的路徑

  在過去70年里,中國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存在不足。與此同時,西方世界的深刻變化也呼喚新的全球治理體系。中國未來的路怎么走,國際社會如何看待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中國在參與全球分工中面臨哪些問題和挑戰。國外學者由此對中國道路發展完善的可能及路徑提出看法。

  第一,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大前提。瓦西里耶維奇談到,部分俄羅斯人以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因為很多中國青年趨于追求物質享受。為此,中國應加強對下一代青年社會主義品質的培養和教育,以避免人的異化。科茲建議中國繼續走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和社會主義原則,朝著共產主義不斷前進。他強調,改革應使普通勞動者從中獲益而不是受到傷害,要以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導致社會貧富急速分化為鑒戒。趙英男提出,中國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問題上,要堅持走自己的路,切忌迷信他國經驗或模式。

  第二,經濟體制上正確處理國內外兩個市場、經濟發展動力和收入分配等結構性問題。當前,中國發展制造業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不再突出,資源環境問題也日益嚴峻。具倫希和趙獻珍建議中國加強生產領域創新,重視可持續發展。在收入分配和社會公平正義問題上,科茲認為,中國國內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不利于社會穩定。哈基寧主張中國發揮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積極補充公共開支。提瓦納建議中國在兼顧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的同時,注重擴大內需,深耕國內市場,讓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的紅利惠及更多人民,從而提高人民的購買力,實現更長遠的發展。提瓦納表示,發展中國家看重中國道路帶來的農業和制造業的高增長率,但中國道路仍存在不足,如不平等問題,也值得關注和重視。

  第三,政治體制上真正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取向。大部分國外學者認為,中國應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瓦西里耶維奇鑒于蘇共教訓提出,中國40年改革開放帶來的新問題,如顯著增大的收入差距,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意味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深水區,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是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考驗。中國應系統總結蘇聯劇變的經驗教訓,始終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趙英男關注當代中國全面依法治國的舉措,認為法治國家的基本標準是法律至上,只有這樣才能依靠法律控制國家權力和保障人民權益;總體來看,中國的法治建設還處于較低水平。薩拉邦德建議中國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確保人民群眾對企業和社區決策的參與等。

  第四,在文化領域加強思想文化建設、提高國際話語權。韓國學者從韓國文化產業和教育事業發展的經驗教訓出發,認為韓國過去由于歐美文化的強勢輸入,進步主義大行其道,以致人文關懷普遍缺失,傳統文化也無人問津。韓國政府為此進行了大量投入,情況才有所改善。如果較早重視這些問題,就可能避免過多資源的耗費。中國不僅要重視人文學科發展,還要警惕教育的過度市場化。麥克唐納認為,中國目前對毛澤東時代的看法存在某種程度的扭曲,對其發揮的積極作用和其中的積極因素關注不足。要客觀評價毛澤東及其所處的時代,從中汲取更多有益經驗。對新中國70年發展歷程的回溯并不會改變當前的中國道路,正是70年的豐富實踐為中國決策者提供了豐富的理論指導。印度和巴西學者指出,當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話語體系難以解釋中國的巨大成就,這是打破西方話語壟斷和話語霸權的良好時機,希望中國積極總結發展經驗,以便其他國家更好地學習借鑒。

  第五,在國際關系領域成為經濟全球化秩序的維護者和倡導者。國外學者多從兩個角度評價中國與經濟全球化的關系,即中國從經濟全球化中獲益與中國使經濟全球化更具普惠性。哈基寧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非常具有建設性的積極主張,體現了中國愿意與其他國家合作共贏的友好態度。科茲反對將“一帶一路”倡議視作“舊殖民主義翻版”。今天的中國經濟依賴于深度參與全球經濟,但中國的社會主義屬性決定了中國不會也不愿控制其他國家。麥克唐納指出,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是中國實現和平發展的必然選擇。滿足人民需要和實現自主發展,是參與國際貿易的國家不得不面臨的兩個問題。通常來說,美國等發達的經濟體更傾向于自由貿易,中國等相對落后的經濟體更強調獨立自主,但現在的事實卻完全迥異。這或許與兩國所處的競爭地位有關。麥克唐納表示,中國經濟的信心和實力反映在中國對自由貿易的堅持和重視上。在某種意義上,經濟主張反映著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并非完全抽象的政治理念。因此,麥克唐納對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角色轉變,如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絲毫不感到意外,并認為是中國發展水平接近西方的自然結果。提瓦納認為,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使許多國家實現互聯互通,不僅將眾多國家聯合起來,還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產生重大影響。薩拉邦德進一步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為許多國家,特別是歐亞大陸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套替代方案。塞瑞拉認為,在過去短短幾年內,經濟全球化進入了新時期。中國在過去更多地扮演著被發達國家“利用”的角色。發達國家通過與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獲利頗多;但現在,單方面“利用”中國的日子結束了,來自中國的競爭日趨激烈,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而遇到嚴重問題。雪上加霜的是,國際社會現在需要加強合作來解決極端貧困、氣候變化和教育等關乎人類生存發展的基本問題;但對抗正日益取代合作,使全球治理陷入困境。全球左翼力量需要聯合起來,全力以赴地開展斗爭;反對抗和反壓迫成為當今全球治理的關鍵命題。中國的發展戰略或將成為解決當今全球普遍問題的重要突破。薩德認為,過去40年中國沒有發生明顯的經濟衰退,發展潛力不可限量,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同時,中國提倡互利互惠的新型國家關系,充分利用美國霸權衰落留下的國際公共產品空間。特別是法國和意大利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倡議,從側面反映了中國道路的成功。

  上述觀點雖有其合理性,但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倡導的新型經濟全球化正是針對當今國際資本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弊端提出的。只有從這個角度出發,才能說明中國方案為什么優于形形色色的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而不是用中國優先取代美國優先。面對中國的迅速崛起,西方輿論大力鼓噪所謂“中國威脅論”,尤其引起中國周邊國家的不安。如韓國學者表示,一些國家在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的抉擇上陷入了兩難,經濟上不得不靠中國,但安全問題則指望美國。而金允培談到,中國在展現國防實力的同時,還突出了自身維護世界和平的意愿。印度和俄羅斯學者認為,作為“一帶一路”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的發起國,中國應更多考慮其他國家經濟自主發展的利益,否則就容易像歐洲共同體市場那樣,起初看起來很美好,但結果并沒有使所有國家都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科茲對中美關系發表了見解。他強調,當今世界是全球互聯互通的時代,中國與美國合則兩利、斗則兩傷。因此,中國需要謹慎應對美國對華政策的轉向,并建議兩國共同尋求從對抗走向合作的途徑。對于國外學者的相關建議,中國應持審慎分析的態度,除了虛心聽取意見和建議,還應保持定力和自主性。

  四、中國道路對世界經濟的意義

  中國道路在世界經濟變局中的制度潛能、中國在今后經濟全球化發展中的作用成為國內外關心的議題,多位外國學者就此表達了自己的見解。

  第一,中國道路改變了西方國家完全屈從于金融資本的被動角色。

  薩拉邦德指出,中國公共部門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基礎作用。首先,在基礎設施方面,中國政府的公共政策是目前中國順利推進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主要原因。特別是中國各級財政投資有助于刺激本國需求。例如,中國旅游業的發展就得到了各級政府的大力支持。公共部門在通信設施和交通設施等方面的投資建設,有助于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中國政府還積極推動基礎設施建設“走出去”。其次,在就業方面,公共部門確保就業率更加穩定。再次,在投資和技術創新方面,公共部門也參與其中,使得發展進程更加有序和新興技術快速發展。最后,在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方面,公共部門的參與促進了區域發展再平衡。相比之下,印度政府更青睞私人部門而不是公共部門。印度抑制公共部門發揮作用,公共部門影響總需求的能力日趨減弱。其實,公共部門對資本主義的積累起著很大作用,在需求受限制的經濟體中,公共部門的積極舉措(包括財政政策)有助于增加總需求。薩拉邦德強調,私人部門難以開展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的原因在于,基礎設施投資需要大量固定資本,且投資回收期較長。印度政府往往把基礎設施項目交由私人企業建設運營,即那些私人控股達到51%以上的企業。很多企業在中標后,通常會再次與政府進行談判,以便得到一個更有利的條件。此外,1991年之前,印度公共部門在改變工人就業條件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1991年之后,公共部門的重要性越來越低,在工人就業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也越來越小。

  第二,中國道路積極利用市場,同時避免了新自由主義陷阱。

  薩拉邦德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并不是朝著新自由主義方向前行。提瓦納教授指出,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實現計劃經濟體制。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很多發展中國家包括印度開始了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進程;中國與美國正式建交,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逐步融入全球市場。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以設立經濟特區的方式,逐步對外開放。這些舉措都對中國產生了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尤其是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但中國并沒有否定政府宏觀調控的積極作用。眼下,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取得巨大進步,并成為全球出口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近幾年來,全球GDP的增長主要源自美國和中國,且中國占比增長非常快。中國實現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成為世界上最為主要的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

  第三,中國道路制衡了西方金融帝國的新自由主義霸權。

  塞瑞拉指出,首先,美元主導地位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貨幣危機,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崛起,對于制衡美元霸權和優化全球資源分配產生推動作用。20世紀90年代,在西方主要國家特別是美國的主導下,出現了全球產業鏈牽引的貿易自由化和資本自由流動浪潮。在這樣一種極具競爭性格局的世界,南方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下被迫進行了結構性調整。但中國不僅抵擋了來自西方國家的壓力,還在世界貿易組織談判中為自己爭取了很多權益。其次,中國積極參與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推動了整個世界秩序向多極化方向發展。中國在金融體制改革方面的探索,對于所有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來說,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在金融、投資等領域,中國和其合作伙伴進行了基于共贏的廣泛合作。不同于西方國家主導的合作形式,中國強調不論國家大小強弱,都應在平等對話的基礎上開展合作,這也是多邊主義在當今重新煥發活力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國不僅在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時也向整個世界敞開大門,努力讓經濟發展成果惠及更多國家和人民。最后,中國積極融入由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助推全球經濟穩定發展。當今中國作為一個自主開放的主權國家,主動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獲得了法國、英國及很多其他國家的積極響應,日益在世界舞臺展現出負責任的大國姿態。

  第四,中國道路提供了全新的現代化道路。

  在世界政治經濟環境面臨深刻變化的背景下,國外學者充分肯定中國道路為其他國家提供全新現代化道路選擇。塞瑞拉長期研究適合法國和歐洲的發展道路,以期建設比資本主義更公正合理的社會形態。他指出,不論在歷史還是當下,中國都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中國道路的發展將回答,我們如何轉變思維來實現社會秩序的變革,而不是始終站在為資本主義辯護的立場上。 “走自己的路”雖不是中國的專利,但只有中國真正開辟了屬于自己的發展道路。塞瑞拉主張從中國與發達國家、中國與南半球發展中國家聯結的角度審視中國道路。他認為,中國道路的獨創性在于正確應對全球化的機遇與挑戰。數字革命和環境危機使當今世界的發展問題與20年前大為不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正面臨著能源、農業、氣候變化等種種難題,必須通過國際合作加以解決。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金融領域的開放合作,正推動整個世界金融體系的發展與變革。例如,在氣候變化、環境治理方面,中國敢于直面挑戰,并在巴黎協定以及其他重要國際場合展示出堅定立場,這種表率作用對所有發展中國家來說都非常重要。在當前塑造新世界秩序的過程中,歐洲加強了與中國的緊密合作,以找到應對人類共同挑戰的最佳方案。薩拉邦德指出,中國道路是落后國家發展道路另辟蹊徑的創舉,開創了不同于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新路。中國政府在解決實際問題時所發揮的作用,完全不同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因此,中國的發展經驗值得發展中國家學習,而目前已有許多發展中國家正在向中國學習。

  結 語

  社會主義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成就及其對世界經濟的貢獻,是需要系統總結的重要課題。首先要正確認識中國道路取得的成就。新中國建設是在一窮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農業社會基礎上起步的,改革開放前30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奠定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堅實基礎,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則鞏固和推進了這些經濟成就,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是中國新型現代化道路的重要制度基礎。中國道路沖破了國際金融資本主導的積累制度,改變了落后國家作為其“守夜人”的角色,避免了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陷入的新自由主義陷阱。中國道路是在蘇聯模式和西方新自由主義模式之外,為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提供的新選擇。形成和完善中國道路的前提是以人民為主體,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堅持中國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屬性,應對和處理好國內外的一系列困難與挑戰,維護好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實滿足人民對新時代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最終迎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注釋

  1“當代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也被稱為第三屆“小世馬會”。2015年和2018年,北京大學召開了兩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第三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將于2020年5月于北京大學召開。每兩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之間,還召開一次小型的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簡稱“小世馬會”。

  2民粹主義是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社會興起的一種思潮和政治運動,有左右翼之分。潘維認為,英文“populism”是精英主義“elitism”的反義詞,準確的翻譯應為“平民主義”而非“民粹主義”。參見潘維:《“平民主義”錯譯成“民粹主義”,該糾正了》,《環球時報》2020年1月2日,第15版。

  3“美國第一”“美國優先”是特朗普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提出的口號。特朗普批判美國新自由主義“政治正確”的原則,認為美國新自由主義的“普世主義”原則導致了美國的衰落。為此,特朗普政府舉起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旗幟,采取了一系列逆全球化的政策。

作者簡介

姓名:宋朝龍 李文宇 工作單位: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大學歷史系暨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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